在整个哲学史上，或然性的形式不断变化。因此，当数理方法的同党们声明与辩证法对抗时，他们不管怎样还保留了本质的东西—即问题的综合或演算的理想。但是，由于没有依靠或然性的逻辑形式，他们自已另立了适当的数理形式不管是几何的还是代数的。因此，问题仍然是从对应的命题中追溯出来的，并根据能否找到结论的可能性而加以评价的。更确切地说，从几何学或综合的观点来看，问题是从一种称作定理的特殊命题推断出来的。希腊几何一方面总的倾向于出于对定理的考虑来限制问题，另一方面又把问题从属于定理。其理由是，定理似乎表达并发展了简单本质的属性，而问题则只关心事件和情感，这些事件和情感证明了本质在想象中的恶化或投射。结果，遗传的观点被严重地贬降到低级的层次：证据只表明某事不可能存在，而不表明其存在或为什么存在(因此，欧几里得常常使用否定的、间接的和还原的论证，使几何学始终受控于同一性原则，未能成为一种充足理由的几何学)。环境的一些重要方面也没有随着向代数和分析的观点的转化而变化。现在，问题是从代数的等式中追溯出来的，并根据能否进行提供根数的一系列系数的运算来评价的。然而，正如在几何学中我们想象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代数中，我们把未知数当作已知数来运算：我们就这样不辞劳苦地把问题还原到命题的形式，使其能够用作结论。这在笛卡儿那里很明显。笛卡儿的方法(寻找清晰性和独特性)就是解决既定问题的方法，不是适合于构成问题或理解疑问的发明的方法。与问题和疑问有关的规则只起到了明显次要的和从属的作用。在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抗衡的过程中，笛卡儿仍然在关键的一点上没有改变，即问题和疑问的演算仍然是从以前的“简单命题”的演算中推断出来的，这又是教条形象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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