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反思”的意识绝对不是自发的纯粹存在于反思之前的朴素意识；它不是批判之前就存在的。要在道德关系之中找到取向和单一的方向感，恰恰就要如此呈现自我：它已经受到了作为其欲望对象的他人的置疑，已经在直接的运动之中遭到了批判。这就说明对意识的置疑本来就不是对于置疑的意识。前者乃是后者的条件。如果自发思想并没有受到外在他人的置疑，那么又怎么样呢？在一种对托付给反思的整体批判的关注之中，那种清除了第一种朴素性的反思本身又如何被清除呢？在他人面前，自我腐蚀了其原则的朴素性，而他人向自我所要求而不仅是自发作为的，正是这种朴素性。
描述这么一种运动的“概念”既是批判的，又是自发的，从根本上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不是一个目标，而是恳求劳动不求报偿的原则，一种圣餐仪式而再也不能被称为存在了。在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一种哲学沉思必然求助于无限或者上帝之类的概念。。
文化之前
我们终究可以说，在文化和美学之前，意义就被置于一切文化和意义所设定的伦理之中。道德不属于文化，却使我们具有判别文化的能力，发现崇高的维度。(崇)高(维)度授予了存在以神圣。
高度将方向感引入存在之中。高度已经彻底跨越了人类肉体的经验。它引领人类社会建造了祭坛。这并非因为人们通过他们的肉体而体验到人类被置于高度符号之下的垂直高度；而是因为存在注定属于高度，人类肉体才被置于一个空间，高低有别，苍天在上。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身负重伤的安德烈亲王所凝望的苍天，虽然没有任何书面词语唤起人们对天空色彩的记忆，但苍天仍然是崇高的。 息本坛武高渠非
意义与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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