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与欲望
吉尔·德勒兹
陈永国译
组装——就其内容而言—充满了生成和强度、密集的流通和各种多元性(伙、群、类、种族、人口、部落等)。在表达上，组装处理不定冠词或绝不是不确定的代词(“一个”肚子，“一些”人，“一个人”打了“一个”孩子……)—并非未区分但却标志着过程的动词不定式(to walk，to kill，to love…)——不是表示人但却表示事件的专有名词(这些事件可以是群体、动物、实体、单一性、集体，用大写字母书写的一切，生成马的汉斯)。集体的机器组装是欲望的物质生产，也是语言表达的原因：用符号表示的一连串表达，其内容相对而言是最少形式化的。不是代表一个主体—因为没有语言表达的主体一—而是给一个组装编程。不是给语言表达过度编码，而恰恰相反，是要防止它们在意义综合的暴政之下塌倒。而奇怪的是，精神分析学——夸口逻辑性极强的精神分析学—丝毫不懂不定冠词的逻辑，不懂动词不定式的逻辑和专有名词的逻辑。精神分析学家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在不确定的词背后找到确定的、所有格和人称代词。当米拉尼·克莱恩的孩子们说“一个肚子”或问“人是怎样长大的”时，米拉尼·克莱恩听到的却是“我妈妈的肚子”或“我会与爸爸一样高吗”。当他们说“一个希特勒”、“一个丘吉尔”时，米拉尼·克莱恩在此看到的所属格是坏的妈妈或好的爸爸。军人和气象员——而非精神分析学家——在用专有名词指一个军事行动或地理过程(如“台风行动”)时，他们至少明白这个专有名词的意思。有一次，荣格向弗洛伊德谈起他做过的一个梦：他梦到了一个骨灰瓮。弗洛伊德想让荣格说他曾经产生过想让某人死的欲望，而这无疑指他妻子的死。“荣格惊奇地指出有好几个头骨，而不止一个。”[1]同样，弗洛伊德也不想有六或七匹狼：父亲的代表只能有一个。此外还有弗洛伊德对小汉斯的处理：他没有说明这个组装(楼房一街道一邻居一仓库一面包车一马一一匹马倒下了一一匹马被鞭打)；他没有说明这个环境(不许孩子到大街上去，等等)；他没有说明小汉斯的努力(马的生成，因为其他的出路都被堵死了：童年的区域，汉斯的动物生成的区域，作为生成之标志的不定式，逃跑路线或解域运动)。对弗洛伊德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马代表父亲而那就是结局。实际上，就一个组装而言，从中抽取一个部分，从中抽取一个时刻，就足以打破欲望的整体，打断进程中的生成，用过度想象的相似物指代它们(马一我的爹爹)或过度象征关系的类比(顶撞一做爱)。所有的真实欲望都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语码，对语言表达的象征性的过度编码，不给病人以机会的虚构的表达主体。
精神分析学与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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