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精神分析学的中心移动了从家庭移到了婚姻生活。它介于配偶、恋人或朋友之间而非父母和孩子之间。甚至孩子也要接受心理学家的引导，而不是家长或者通过广播咨询来调节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这个幻影已经使儿童记忆成为多余的了。这是一句讲究实际的话，招募人们接受精神分析：根据家族谱系，招募的新兵将越来越少，而根据朋友圈子，则将越来越多(“你也该接受分析”)。塞杰·勒克莱尔不无幽默地说：“现在的分析，常常坐在沙发上围成一圈的是朋友和恋人，他们取代了亲属关系。”3这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有几分重要:神经官能症放弃了遗传模式(即便遗传是在家庭环境中产生的)，而追求触感模式。神经官能症已经获得了最可怕的权力，通过触感传播的权力：“如果你不加入我的话我就不放你走。”我们羡慕以前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歇斯底里和偏执狂患者的审慎考虑，他们要么独自处理自己的问题，要么在家庭内部；相反，现代的抑郁症患者则是吸血鬼，危害极大。他们接受尼采的预言：他们无法忍受“一种”健康的生存；他们将不断地把我们握在他们的掌心。然而，医治他们首先意味着捣毁了他们内心的害人意志。但精神分析学家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这个人反倒受到大量病人的眷顾。可能有人认为1968年5月运动给了精神分析学以致命的一击，将使精神分析学的话语风格显得格外荒唐。实则不然。许多年轻人又回到了精神分析学的阵营。这恰恰是因为它能够抛弃不再让人信任的家庭模式，而选择了更加令人担忧的方向，一种“政治的”微观触感，而不是私下的宏观谱系。精神分析学从没有如此充满生机，无论是由于它成功地渗透了一切领域，还是因为它为超验的立场、其特殊的秩序奠定了新的基础。
德勒兹机器 生产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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