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理论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似乎发生了变化。从所指到能指的转化。如果我们不再为假定具有意义的征候寻找一个所指；如果我们反倒为不过是其结果的征候寻找能指；如果阐释让位于意义那么，一个新的转化就发生了。于是，精神分析学就真的有了自己的指涉，而不再需要什么外部“指涉物”了。在精神分析学中，在分析学家的咨询室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在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是派生的或次要的。这是鼓励信任的一个极好方法。精神分析学为了获得一个原理性系统而不再是一门实验性科学了。精神分析学，indexsui，从作为其先决条件的操作中衍生出来的东西就是真理；沙发是无底之井，在原则上无休无止。精神分析学停止了对真理的“探讨”，因为它现在构成真理。我们再来看看塞杰·勒克莱尔的最清楚的说明:“原始场面的现实在分析的咨询室里比在父母卧室的环境里还要真实具体。……我们从比喻过渡到指涉，一次结构变化，揭示出一种直义阐释的现实。……精神分学家的沙发就是展开与现实对峙的游戏的地方。”精神分析学家就好比新闻记者:他创造了事件。无论如何，精神分析学为它的商品做广告。只要它曾经阐释过，或者说，只要它现在还阐释(寻找一个所指)，它就把欲望和语言表达回归到与既定秩序相偏离、与主导意义相偏离的一种状态，但是，它同样也把它们放在了这个主导的、既定的身体的各个毛孔之中了，仿佛可以根据契约翻译和交换的某物。当发现了能指时，它便引起了精神分析学界的注意(与所指的想象界相对立的象征界)，其唯一的需要就是它自身，因为它是法定的或结构的：它发展成为一个身体，一个自足的身体。
我们再次清楚地面对着权力的问题，精神分析学的权力机器问题——也出现了与以前一样的内部变化，即便这个权力是狭隘的、局部的，等等。这个问题只能用非常普通的话来提出。如福柯所说，权力的每一次形成都需要一种知识形式，这种知识虽然不依靠权力，但没有权力它就发挥不了全部效用。这个有用的知识可能采取两种形式:要么是非官方的形式，这样它就能渗透到每个“毛孔”，封住既定秩序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洞；要么采取官方形式，这样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象征界，给既定权力规定一个普遍的原理系统。比如，古代历史学家表明的希腊城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互补性。那不是因为几何学家有权力，而是因为欧几里得几何学构成了知识，或抽象机器，城邦需要这种知识来组织它的权力、空间和时间。没有哪一个国家不需要一个思想的形象来充当它的原理性系统或抽象机器的，国家反过来也给予这个机器发挥作用的力量。所以说意识形态的概念是不充分的，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考虑这种关系。这是古典哲学扮演的不愉快的角色——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给权力、国家和教会提供适当的知识。我们今天能不能说人类科学也起到了与此相同的作用?以其各自的方法为权力机器提供一个抽象机器，反过来接受它们给予的宝贵的认可？所以，精神分析学也提供了它的机器，要成为重要的官方语言和知识以取代哲学；提供关于人的原理性系统以取代数学；在诚实人和大众当中引起效应。它能否成功还不能确定:各种权力机器更感兴趣于物理学、生物学或信息科学。但精神分析学将尽其所能，它不再以非官方的身份为既定秩序服务了：它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象征界，一台抽象机器，一种官方语言，并试图把这种语言楔入普通语言学之中，获得一个不变的位置。它越来越关心纯“思想”，活的精神分析学。死的精神分析学，因为它没有成功地实现其野心的机会，因为有太多的竞争者，而在当下，所有的少数力量，所有的生成力量，所有的语言力量，所有的艺术力量，都处于逃离这个特殊领域的过程当中——即以其他方式谈话、思想、行动、生成的过程当中。一切都通过精神分析学甚至无法拦截、或精神分析学为了停止而只能拦截的另一条路线发生。这是它给自身确立的任务：给组装过分编码以便把欲望从属于指意链，给语言表达以主体的位置所有这些都使它们与既定秩序相调和。我们刚刚探讨的四种循序渐进的变化从家庭到交往圈，法律代替契约，特殊的精神分析学界的发现，与语言学结盟都标志着要参与对欲望和语言表达等组装的调整的野心，甚至要在这种调整中保留一个主导位置。
精神分析学与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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