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取向是哲学的障碍。假定的三个层面—本来正直的思想，原则上自然产生的共识和一个超验的识别形式只能构成一个理想的正统。哲学并没有打破信念的工具。哲学无疑拒绝所有特殊的信念。哲学无疑不提倡特殊的善意或共识。然而，它保留信念的本质方面，即形式，以及识别的本质方面，即模式本身(基于假定普遍的思维主体之中，并作用于未具体化的客体之上的各种能力的和谐共处)。思想的形象只是图像，信念在这个图像中通过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而得以普遍化。然而，只要你只从信念的经验内容里抽取，同时保持与信念一致的各种能力的运作，并隐含地保留内容的本质方面，那你就身陷信念的牢笼。我们完全可以发现一个超时间的形式，甚至可以找到一个亚时间的基本物质，一个地下的或元信念：我们一步都没有迈出去，而只是被关在原来的洞穴里或不同时代的思想当中，我们不过是用“发现”来吹捧自己，给这些思想贴上了哲学的标签。识别的形式从来没有认可什么，除了可识别的和被识别的东西。形式也只能引发整合。此外，既然哲学认为共识是其隐含的前提，那么哲学的共识又有什么必要呢？共识表明它每天不幸的是—都能自行生产哲学。这里蕴涵着哲学代价昂贵的双重危险。一方面，识别的行为显然存在，并占据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这是桌子，那是苹果，这是一根蜡烛，上午好，泰阿泰德。但谁会相信思想的命运就是这些行为所决定的，而当我们识别出来时，我们是在思想呢？与柏格森一样，我们完全可以区分两种识别—对吃草的牛的识别和对陷入沉思的人的识别。第二个和第一个一样都可以说明思想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上面说过，思想的形象必须基于它所声称的原则来判断，而不是基于经验反对的基础。然而，必须给予这个思想形象的批评恰恰是它把假定的原则基于从某些事实的推理，尤其是像识别个人的日常琐事这种微不足道的事实；就好像思想不应该在陌生人或比较折中的冒险中寻求模式一样。就拿康德来说吧，在所有哲学家中，康德发现了奇妙的超验领域。他就像一个探险家一不是去发现另一个世界，而是去发现这个世界的上端和下端。但他做了什么呢？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他详尽描写了三种综合能力，这是用来衡量各种能力的贡献的，所有能力都在第三种综合能力上达到高潮，这就是识别能力，这是以未具体化的与“我思”相对应的客体为表现形式的，而所有能力又都与“我思”相关。显然，康德就这样从心理意识的经验行为中追溯出了所谓的超验结构：从经验理解中直接引发出超验的综合理解，等等。为了隐藏这个太明显的程序，康德在第二版中删除了这部分。尽管最好将其掩藏起来，但带有心理主义色彩的这种追溯方法还是存留下来了。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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