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将在下文中进行论证的命题却是，机制和现代精神可能不再是矛盾的，因为加速力量已经发展到那些影响着和推着它发展的制度性的结构已经无法跟上其步伐的程度了，并且正向另外一种情况过渡：现代性本身将成为加速的阻碍和制动力量。社会的加速将超过加速力量，并且从此开始将它侵蚀并且导向社会框架条件的制度化静止这个阶段的终结，而在这样的阶段里，根据游戏规则，经验领域和期望视野是完全相同的。正如我将在第四章中指出的，这对于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曾被韦伯作为加速器而赞美的、在过度加速的时代却会变成缓慢而缺乏灵活性的)科层制度也是一样，但是可能对于代表民主的制度、“典型的现代”的工作(时间)管理、生产和再生产或者说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制度性分隔、生活历程管理、稳定的个人身份确定的“制度化”，以及甚至是对于法律也都是有效的。[98〕但是，这样的发展的后果几乎是不可预见的。这样的发展可能矛盾地导致加速机制自身的投降，更确切地说是以两种方式:第一种(在狭义的意义上)是以放弃前进的前景和“道路”为代价，而进入到以所有发展方向都缺席为特征的“迅速的静止”的情境中;另一个是，通过似乎是“后现代的”腐蚀过程而从根基上动摇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极端稳固”[99]的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现代社会的结构。
因此，可以看到，停滞和运动的关系在现代历史上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从前者到后者的线性发展，并且因此社会的变革也不能被看做是线性的加速过程，而是以特有的方式，或更确切地说是遵循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的发展逻辑的。看来，加速的动态力量根据它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要自己创造它所需要的制度和实践形式，并且在实现这个目标后，又会通过它自己使之成为可能的速度极限去毁掉这些制度和实践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它与加速动力密切相连)，而是速度的加快令人惊讶地表现为(现代的)历史的真正的驱动力。对现代加速过程的这样的看法，当然也隐藏着未经深思熟虑就将加速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危险。为了应对这样的危险，我将在这个研究的第三部探寻现代的加速圈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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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97]Nietsche,1988年 c[《不合时宜的概述》(Streifzüige eines Unzeitgemäßen)],第39段。
[98] 对此也请参照Rosa,1999年b,第393页及其后页,以及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99] Schulze,1997年b,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