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是通过五个类别中所包含的文化上和结构上的减速过程，并不能将减速看做次级的、作出反应的或残留的现象；相反，它们其实更多地表现为加速过程自身的固有的和决定性的元素，并且与加速过程一样也是与现代性密不可分的。分化过程、合理化过程、驯服过程、个体化过程和加速过程是现代化过程的基本趋势，而在减速过程中，是围绕着现代化过程的(特别是与加速有关的)反面进行的,并且可以猜测,这些反面会随着加速本身的力量或者生长或者消失。
尽管我们可以没有任何质疑地指出，加快速度的趋势没有面对势均力敌的反抗力量，但是，认识到制度性的静止对于现代加速的成功是主要的社会的基本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框架条件的确定尤其产生于，通过法律的设立、政治上的调节、经济的增长、教育和职业的发展稳定而铺平的稳定的发展大路，并且由此出现了在早期现代的每个社会领域的液化和动态化的第一个阶段和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大生产阶段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传统和广为流传的价值原则的被质疑、新的实践行为的确立，早在现代伊始就使社会机制的偶然性显现出来，而且完全将社会动态化或“液化”。社会构架的制度性再确定[或者用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的概念——组织化][95]，通过现代的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取消那些根本的偶然性和可变性，因为根据现代法律和民主政治的特性，它们是动态发展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变化是在固定的轨道上或根据可以预测的规则进行的。
对于个体而言，当他们从出生到接受教育直至退休都按部就班的话，就能够拥有可信赖的人生一历程；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创造长期的可预测的基础和预期的确定性，就能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我将要尝试指出的是，正是通过“游戏规则的放缓”[96]，才使得物质材料的再生产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极大的加速以及许多——尽管不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液化成为可能。因此，现代性在它所包含的机制中似乎创造了一个特有的停滞的片刻，这个瞬间对于现代性的突出的基本趋势是一种奇怪的张力，“静止的和固定的”一切都转向和变成运动的。根据机制(Insti-tution)的拉丁词根,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断增强的变化也都要经受着固定不变和停滞：因此尼采早就看到机制这个概念与“现代精神”之间的矛盾了，在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指出：“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直觉了，都是从机制中产生、从未来中成长，西方世界的现代精神，最后可能就变成令人极其厌恶的虚无。人们只为今天而活着，人们生活节奏很快，因而人们生活得非常没有责任感—这正是人们所谓的自由’。机制从制度中做了什么，不被重视、被仇恨、被拒绝。”[97]
第三章 什么是社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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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参照Hörning、Ahrens和Gerhard,1997年,第176页及其后页;Baier,2000年,第12页及其后页。
\*彼得·瓦格纳,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社会学》等。——译者注
[95]瓦格纳(Wagner,1995年)在现代的历史中定义了相似的三个阶段：液化过程、重组织化过程和晚期现代的机制和导向模式的去稳定化过程。
[96]这是Holger Bonus一篇论文的题目(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