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断裂”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在文化再生产方面毫无争议的是，今天的儿童和年轻人的方向性知识，越来越多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同辈人，而越来越少的是从老年人和古代人那里获取，因为古人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作为“现在的萎缩”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越来越快地失去了价值[34]
因此，被迫发生变化的也有年长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在传统社会“智慧的长者”是不言自明的制度，长者有着突出的地位，因为他们“看到过”并且知晓“一切”，因此他们当中没有人会对生活中令人不适的地方再感到惊讶了，而这一切在晚期现代社会实际上都消失了:更确切地说，年长者往往因为他们不再通晓世界也不再跟得上这个世界而蒙受耻辱。随着年长而不断迫近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的丧失，在一个有着飞快的变化速度的社会里是令人感到羞耻的障碍，正如在有些职业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在那里40岁的人就已经不再被雇用了，因为他们被看做是不够灵活和不爱冒险的，而这又导致了今天的职业生涯自身的加速，也就是说在大约25岁到45岁之间必须完成职业生涯[35〕常被文化批判所嘲弄的(晚期)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人的妄想”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加速环境下的根源：年老的人的理想形象不再是“智慧的老者”了，而是一直灵活的、能够适应变化的没有—真正—变老的形象，他们并不畏惧主动地吸收新东西。保持年轻的压力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永远在青春期”的压力，并不是产生于晚期现代社会的文化氛围中，而是被牢牢地写在它的时间结构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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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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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照诸如Francis-Smythe和Robertson,1999年，第286页。这些作者根据所提出的群集效应的假设，将年长的一代在多任务处理上的困难归因于年长效应，但是并没有对此进行正证明。
\*格哈德·德·哈恩(GerhardDeHaan)(1951—)，德国教育学家。主要著作有《构成主义作为教育学的基础》《教育:建议还是苛求》《耐久性和合理性》等。——译者注
[32〕 De Haan,1996年,第123页。
[33]另外，Clemens Theodor Perthes也在有关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加速问题中指出“同时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三代人之间完全没有共识。由于1750年、1789年和1815年之间的巨大差异而缺少了所有的过渡，并且人们看上去并不像一代接一代地生活，而是平行地生活着，祖父、父亲和孙子根据情况而定”，他在另外一处也断言：“历史将前仆后继的顺序越是紧密地压缩在一起，斗争就会越激烈而且更普遍。”(引自Koselleck,1989年，第367页)
[34] 参照Gaines,1998年，第256页和260 页;Eriksen,2001年，第133页及其后页;deHaan,1996年,第122页及其后页。MargaretMead(1970年,第61页)在30多年前就已经通过对代际鸿沟的分析指出：“在过去，总是有一些老人就他们成长于一个文化系统里所获得的经验而言，比任何一个孩子知道得都多。今天，没有这样的人了。这不仅是因为父母不再是指导者，而且是根本就没有指导者了，无论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在国外都找不到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长者了，即他们知道那些在过去的20年内被抚养长大的人关于这个他们出生在其中的世界都知道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