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项饱受赞誉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对来自全球四个部分的31个不同国家的大城市的生活节奏进行了测量，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学家列维尼和他的研究团队在这项研究中建议用另一种相对简单的实证操作化定义界定生活的速度。根据这个定义，能够通过三个指标算出不同的文化中的生活节奏：“第一个是步行速度，是指在市中心的区域里，步行20米的距离的所用的时间;第二个是指工作速度，一位邮局职员卖出一张普通的邮票所需要的时间:第三个是公共场所的钟表的精确度。”[5]这种确定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名副其实地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这的确是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成果6]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与其说在方法上，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在实证上有着值得质疑的有限的启发意义。尤其是人们不禁会问这样的问题：究竟在这里什么被测量了，是社会生活的节奏吗?!首先值得质疑的就是指标的选择性。正如研究者从饱经风霜的经验中所得知的，纽约的邮局职员与欧洲的标准相比的确是非同寻常，甚至是闻所未闻的动作缓慢，而这可能是与在美国公共领域不受重视并且常年收入较低有关。7]而将这个测量作为这个大都市整体的生活节奏较慢的指标看起来确实是有问题的。相反，爱尔兰人被证明速度是最快的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可能并不能用普遍的迅速的生活速度来解释，而是可以从爱尔兰经常的阴雨天中找到原因。8〕为了能够在确定生活节奏的时候恰当地注意到每种文化实践中的时间特性，在这里就必须关注不同的行为领域中各种各样的过程所涉及的所有行为的速度，并将它们汇总起来。
有关究竟什么被测量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强调了列维尼所说的第三个指标，卡尔海因茨·盖斯勒观察发现，公共场所的钟表，尤其是那些大城市生活的汇合点上的时钟，例如现代的飞机场，正在不断地失去其价值，并且正从街景中消失(或者是不被察觉地摘了下来);9)所以正确的是，之所以公共场所的时钟不再受重视，是因为公共场所时钟的精确性是落后、坚守在“经典”现代的象征，而不是走向快速度的“后现代”的表现〔10]最后，列维尼的指标本身并不能够说明任何有关行为事件的“稠密”和所感受到的时间压力的问题，而这些至少在对快速的生活节奏的主观感知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而且无论如何不能将行为事件的“稠密”及时间压力与单独的行为的执行速度以线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能够比另一个人更快地完成某个行为，这可能恰好使他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减速，当然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人将释放的时间资源用于休息或者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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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5] Levine,1999年,第179页;对此也可以详细地参考Rosa,2001年a,第343页及其后页。
6]列维尼的研究主要证明了人们一直以来的猜测，即经济发达地区比落后和贫穷地区节奏要更快一些[第38页及其后页:这其中的一个耀眼的经济上的原因就是，时间被作为短缺的(生活)资源来对待，因而应该根据合理的价值观对它进行分配，这就导致了被研究证明的物品富裕和时间富裕之间反向比例关系。有关这一点瑞典经济学家斯戴芬·林德(Linder，1970年)早在30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在气候比较炎热的地方要比气温适度的地方节奏缓慢一些(第47页及其后页);而正如齐美尔在他的一篇写于1903年的文章《大城市和精神生活》(Die Groβ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中所证明的,大城市相比小城市有着更快的生活节奏(第46页及其后页，在这里列维尼主要是从其他研究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引人注目的是，西欧以大大超前的速度而成为最快的文化区域(位列前三名的是瑞士、爱尔兰和德国)，而与此同时加拿大和美国只是被远远落在中间地段。
[7] 相应地,美国的邮局速度在列维尼的排名表上是31个排名中的第23个(Levine，1999年,第180页)。
[8]有关这个想法我要感谢Manfred Garha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