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些困难，我在第三章.2(3)中建议，生活节奏的加速可以定义为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每个时间单位的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增加，并且可以将其区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组成部分。有关客观的组成部分，至少基本上可以通过时间预算研究从对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稠密的测量中获得；与此同时，对紧张、时间压力和“快速的”时间的主观的体验是对紧缺的时间资源11和时间的快速流逝的感知的重要的指标。因此，生活节奏的加速包含着总体的行为速度的加快，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体验的改变。
我将在接下来的部分首先探讨有关客观上的行为事件和经历事件的变得稠密的表现形式和证据，从而能够在之后回答有关对时间压力的主观体验以及对时间资源和时间飞转的速度的感知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要尝试着分析生活节奏加速现象中仍然隐藏着的维度，它与行为方式、体验方式，甚至与“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与重要的身份定义形式有关。这个维度的变化也会产生与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速所带来的文化方面的一样的结果，因此，这个维度表现为“加速圈子”中的必然的结果，在第七章也会作为到目前为止所有思考的总结而加以解释。
第六章“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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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正如盖斯勒所认为的，时钟完全失去了重要性可以用个人用的计时器的广泛的普及程度来解释，在我看来这是合理的，但是没有被证明。时钟在飞机场和火车站的重要性越来越小，我认为这是个不合理的说法，相反时钟对于中转活动的协调和同步化是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但是公共场合的钟表的消失和不被注意到可能体现了有关集体的时间节奏失去了意义的值得注意的征兆:指向12点钟的工厂的时钟并不再一定是表示午休时间，17点也不再必然是下班时间，18:30也不再是所有的商店的打烊时间,24点也不再是电视节目结束的时间，而星期五晚上并不已经是集体的休闲时间的开始(参照Rosa，实行2001年a，第342页及其后页)。
[10]可能在这里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照列维尼的这个指标,瑞士和意大利能够排在第一和第二名，而美国却只在第20名(Levine,1999年,第180页)。
[11] 时间资源的短缺再一次可以解释为，当行为数量的增加速度和处理速度的加速之间的关系,它是当前者大于后者时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参照第三章“1”，图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