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观的参数:行动速度的提高
在这个可以用定量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检验的维度上，生活节奏的加速的命题假设了在每个时间单位里的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数量的增加。对此，原则上有三个互不相同又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策略可供使用：第一是行为本身是能够加速的(走路、咀嚼、阅读得更快)；第二，中间休息和空闲时间是能够被减少或者消除的：第三，有更多的行为可以同时进行(多任务操作)。罗宾逊和戈德柏在他们的时间使用研究中将这些策略称为“时间加深”(time-deepening)策略，并且在这三个策略之外增加了第四个，也就是用更快的活动代替较慢的活动，例如通过打电话给比萨外卖服务代替做饭。[12]
用普通的方式表述在这里所要验证的命题就是，平均的生活节奏从现代的开端起就在不断地加速，尽管这种加速不是线性的，而是中间伴有间歇和较小的趋势逆转的阵发式的[13]工作日的长度和不用工作的时间的数量在这里并不能就生活节奏说明任何问题。在早期现代，每天甚至要工作14个小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为速度和体验速度特别的高，有可能它们是很低的，由于工作时间很长，迫使在有限的休闲时间里不得不让行为变得稠密。如马克思的《资本论》(DasKapital)第一卷所观察到的，劳动变得紧凑和“工作日的每个毛孔”都被填满，就是对上述所提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加深策略的有说服力的例子：它们所带来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工作日的缩短[14]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至少与工作相关的生活节奏，作为工作时间发生改变的直接的结果而加快了；与此同时，在不用工作的时间里的生活速度与这个时间的长度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它可以随着增加的业余时间而变慢或者加快;在物品富裕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了休闲时间的生活速度加快的趋势。[15〕只要有关时间压力和紧张的感觉是生活速度加速的指标的话，那么，在西方社会生活速度的可测量的加快与工作时间的缩短同时出现，就不值得惊讶，这个由罗宾逊和戈德柏所强调的出现在这两个数值(休闲时间的增多及尽管如此仍然不断增强的紧张感)上的矛盾，在仔细看过之后，会被发现是一个虚假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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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2]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39页，参照 Schmahls(1998年,第362页及其后页)也提供了内容广泛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包括18种日常活动的节省时间和进行实践管理的列表。
[13] 在这里同时也意味着这样的猜测,生活节奏在现代社会比在其他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前现代文化中都要快。但是，对这个命题的实证检验却因为难以生成相应的可以比较的数据资料而失败了。林德(Linder,1970年,第二章)从他的有关时间富裕与物品富裕之间的反向比例关系的定理中推导出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的存在：拥有富裕的时间和短缺的物品的社会;在经济的富裕程度和时间资源上保持平衡的社会;以及伴随着巨大的时间紧张物质大大剩余的社会。在林德的分析中，这三种社会类型很大程度上与前现代的、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相关。在人种学的研究中有符合这条假设的一些实证证据。因而，例如Allen Johnson(1978年)指出，秘鲁的玛奇根迦印第安人(Machiguenga-Indianer)每天所拥有的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他们可以用这个时间睡觉、打瞌睡或者聊天)比法国人至少要多四个小时，而后者要用是前者三倍到五倍的时间用来消费物品。进一步的证据请参见Sahlins,1972年：Cherfas/Lewin,1980年；和在Robinson/Godbey的探讨中，1999年，第26页及其后页：以及Le-vine,1999年，第41页及其后页;和Dux,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