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存在的繁荣昌盛”[布克哈德·卢茨(BurkhardLutz)\*语]的承诺,或者说对绝对的财富的预言[克里斯托弗·多伊奇曼(ChristophDeutschmann)\*语言]发挥着预言的作用[71]在这种预言中，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反映现代特征的增长和加速的相互连接:正如多伊奇曼已经阐明的，在不再受教会约束的尘世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似乎是“流动的”时间)通过作为对偶然性的克服者而站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从而赢得了宗教的替代功能。由于未来的根本的不确定性，上帝的安慰不再能够保证强有力并且安心地面对偶然性了，令人振奋的多祷告的基本思路恰恰是出现在这样的想象中，一直希望发生的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因此祷告是有好处的;而现在是这样的想法发挥了同样的功能，支配尽可能大量的金钱和机会，能够对将来的偶然，或者说新的需求和新的受威胁的状况作出恰当的反应。多伊奇曼追随了卢曼，他认为,金钱作为资本承担了将不确定的复杂性变为确定的复杂性的任务，而且因此“作为不确定性的恰当的克服者”而发挥作用。[72]金钱财富用这种方式诱导了“个体的绝对权力的强迫症”(也就是说，保留所有选项的强迫症)，而且与在早期的宗教的预告中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于“绝对的财富”，尽管有很多预言，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最终只有很少的人被选中[73]由于时间和金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等值的，而且不仅由于生活中本身不可克服的偶然性，也由于在向前发展的动态的晚期现代偶然性的剧烈增加,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要求现代文化进一步加速(和附带的增长)的期望也被不可避免地写了进来，正如这个愿望永远无法满足一样。
如同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在这里好像是[74〕，现代社会中对安全感的需求(也就是说，防止偶然性和创造可预测的行为基础)与现代社会的加速的愿望相互冲突。这项研究的基本假设中非常有趣的地方是，现代的加速能动性能够与其他所有的发展原则相反并在辩证的过程中实施，这一点可以不止一次地被证明：在早期现代的开始加速之后，就产生了巨大的个体的和社会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因而逐渐形成的“有组织的”现代的社会福利国家就创造了新的“保险构架”，创造了稳定的计划基础，并且正是通过它们巨大的加速效果得以发挥。〔75〕正如泰勒式的劳动管理，在晚期现代中身处加速压力，因此也处于侵蚀压力下,变得像这种(民族国家的)保险体系: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所有最新的时间诊断都是一致的，也就是与“经典的现代”相比，是通过晚期现代的社会以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为标志的，它是通过已经确定的晚期现代的加速推动力而产生的。[76]因此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现代的对安全感的要求最终是要付出它的加速的需求的代价的，并且导致时间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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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布克哈德卢茨(1925—2013),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中小企业的人员管理和革新能力》《技术与社会变革》《永远繁荣的短暂美梦》等。—译者注
\*克里斯托弗·多伊奇曼(1946—),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作为意识形态的计划经济》《工作社会进入危机了吗》《对绝对财富的预言》等。——译者注
[71]Lutz,1984年;Deutschmann,1999年。
[72]Deutschmann,1999年,第100页。
[73] 同上书,第177页和第179页。
[74] Gronemeyer,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