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作为主体行为和文化发展的发条的独立的恐惧和预言，不是新教伦理的特性，并且因此也不是现在的加速文化的特性：作为与喜悦和痛苦的意义结构相关的事物，恐惧和预言毫无疑问是普遍的最基本的心理上的激励要素。相反，特殊的是对它们在时间经济上的运用：现代文化的独特特性是那些发条与时间效率的原则的相互联系，并且与和时间效率原则相联系的加速期望联系在了一起。我的假设是，这样的联系现在在世俗化的变化过程中依旧保持着它的意义基础。
可以这么说，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过程中，恐惧和预言尽管通过它们的投影区从超出社会的出类拔萃(永远的极乐相对于永远罚人地狱)的区域走出来、转移到了社会竞争的系统固有的区域而改变了它们的文化形式，但是它们作为(增长过程和)加速过程中的发挥激励作用的发条的功能，却伴随着从封闭的未来地平线到开放的未来地平线的过渡过程，毫发无损地保留下来了。
在本书的第五章所讨论的普遍存在的最先来自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似乎在所有的存在领域里都是站在滑动的斜坡上、站在滑溜溜的斜坡上的担忧，是动态的现代加速社会基本的恐惧，也就是说，在偶然性不断增加的世界里，不可避免的担心、关键的选项和连接的机会会丢失，或者会陷入无法追赶的落后之中。因此，时间在独特的宗教意义基础“渐渐死去”之后在存在上变得紧缺了。
第八章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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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Weber,1991年,第129页。通过取消告解就去除了“阶段性慢慢化解”浓郁的罪恶感的“方法”(同上书，第124页)。而没有休止的工作和有时间意识地按计划进行的生活方式都是被反复提及对抗罪恶感的心理上的“解毒剂”。
[70] 这也与加尔文主义原本的教义的两个阐释是矛盾的，根据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宿命是无法通过外在的标志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