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不愿意分享最早的讲述，但是这样的论点仍然存在，即与在死亡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看做是在生活的想法的告别，是一种有约束力的文化观念，根据这个概念，生命无论如何只是在死亡之前拥有它的意义和方向，因而主体的和文化的意义基础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质疑：根据布鲁姆贝格的分类所得出的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由于它们的分离现在产生了要去重新解决的文化上的、扣人心弦的难题。在此之前，个体的生命终点与未来即将到来的，同时也标志着“真实的时间”的开始的世界的终点被认为是统一的，而随着后者的渐渐消退，这两种时间的地平线现在就非常明显地被踩碎了：
世界的期限，即从世界被创造到最后判决的世界的毁灭，曾经是人们用来计算在新时代的开始、从出生到死亡的期限的时间单位。人们现在觉得重要的是他自己在时间中的停留时间。而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相信他们个体在逐渐变老的世界的剩余时间中的参与是会在他们死后继续延续的…他们只操心一个问题，即最终到底是落入地狱还是进入永恒的天堂。但是这样的担忧与他们在人世间的生活的长短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类型…自从寿命粗暴地从世界时间和永恒时间中割裂出来之后，不再是从古老的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个体的生命，而是相反，是从脆弱的个体的生命的角度来打量世界了，因而就出现了对持久的慢性匮乏[80]
现在基本上就出现了对这种情境作出反应或者说从意义结构的角度加以克服的一系列的文化上的可能性，而且这些选择中的大部分在现代至少仍然在继续尝试。[81]从这种伦理的困境中走出来的出路，可以产生于例如斯多噶派\*所提倡的冷静的发展，或者产生于攻击性否定世界和生命的存在:如果有人认为世界和于其中的生命最终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认为是“苦海”，他没有失去什么——死亡不能从他那里带走任何东西。另一种对个体的生命的无可挽回的短促所作出的可能的反应是，发展出去个体化的“类属的忍耐”，正如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中所建议的，个体生命从自身是长长的链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获得它的意义和慰藉，尽管这不能通往新的类型的永恒时间，但是至少跨越了与世界时间的区别。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的分离可以通过主体的进一步的努力被克服，即主体以他的“作品”，也就是以艺术家的、科学家的或者诸如政治家的方式似乎“变成永恒”的了，也就是说，留下印记，这使得个体生命的发挥影响的那段时间超越了它的期限而得到了延伸，并且因此至少与世界时间接近了。因而，可以毫不困难地将新时代的历史时期中的这种动机确定为是具有文化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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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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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根·弗里戴尔(1878—1938)，奥地利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诗人的利用价值》《近代文化史》和《时光机的旅行》等。——译者注
[79]Friedell，1976年。
[80]Gronemeyer,1996年,第91页及其后页;对此参照Blumenberg,1986年,第86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