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在第六章中所提到的时间预算研究中所观察到的晚期现代时间实践活动的碎片化和“多任务执行”的趋势，似乎表明了“过时了的”社会的功能分化的结构性后果；它们是从它们当中所产生的“确定顺序”或者是过程链持续运行的系统要求所带来的结果。现代技术，如电子邮件系统使得持续的系统运行的新的精度等级和在不同功能领域里的微小时间振荡的新的精确度成为可能，但是现代技术并不是新的精度等级的原因。
在社会系统的层面上，因此出现了关于保持它的同步化的能力，或者说关于可能的不同步表现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问题：如果以下猜想是对的，即功能分化的系统由于内在的原因已经倾向于加速它的过程链，那么显而易见就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由于不同的系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加速过程链，由于系统的“原时”允许不同的速度，因此当较慢的子系统努力与它所在的环境中的变化保持步调一致的话，就可能会产生对于整个系统来说功能失调的结果并撞上它自己的加速的极限。我将在第十二章将可观察到的晚期现代社会的政治上的自我控制丧失作为这一类的社会子系统之间的不同步化的结果加以讨论，社会子系统间的不同步尤其产生于经济—科学一技术上的革新速率与政治上的处理能力之间的不成比例。[115]
总的来说，在这里可以确定，在第七章所得出的自我推动的加速循环的逻辑之外，进一步寻找现代加速动力的原因，可以找到三个似乎是“外部的”驱动引擎，它们在一定前提下共同对现代所产生的补充作用，可以解释增长和加速之间的基本的提升关系。这种关系因此在结构上表现为复杂性增加和复杂性时间化;在文化上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结果，在这种世界观中加速是平衡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从而带来尘世的永恒替代物的策略:而在经济上则表现为资本变现逻辑的结果(参考图8-1)。这三个加速原则中的每一个在相应的加速领域中都是作为首要的引擎，尽管根据加速循环的作用方式，每个“引擎”自然往往是共同推动加速螺旋的：经济方面的逻辑对于技术加速而言是首要的加速器；文化方面的增长逻辑推动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功能分化的结构原理以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方式加速着社会变化。在原因分析的最后一部分将探寻制度方面的条件，它们使得增长关系和加速关系的发展在历史上成为可能并且承受着这样的发展。
第八章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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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萨德博斯(MikeSandbothe)(1961—)，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的时间化》等。——译者注
[114]Hörming、Ahrens和 Gerhard,1997年，第168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也请参考第179页;Nassehi,1993年;Sandbothe,1997年,1998年；也请参考卢曼的“时间化”的概念(Luhmann,1997年,第2卷,第997页及其后页)。
[115] 有关功能分化和政治(框架)控制要求对于现代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安排是同样重要的这个假设，相比卢曼的观点，我更倾向于Schimank(2000年，请特别参考第274页及其后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