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去边界化”的社会结构的基础，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对个体的时间主权提出了要求，并且使之成为可能。因而考勤钟变成旧古董的原因，不只在于晚期资本主义所提出的生产要求，而是由于它在晚期现代已经完全不胜任作为排列顺序的工具了。但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这里所展现的只是指向未来的趋势：而完全不能说，当今社会的时间秩序已经被它大面积地席卷了。需要捍卫的观点只是，功能分化的逻辑必然导致不能停止的复杂性的增加，并且因此与社会进程链的加速联系起来，尤其是导致社会变化的加速和逐渐推向时间差别的取消。后者作为辩证的加速运动的一部分，体现了现代性的特征：功能领域在空间上的和时间上的分化，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的现代使得社会过程进入闻所未闻的加速当中，而到了晚期现代，它却是继续的系统加速或者说是持续前进的不断增强的阻力，并且以这种方式处于被侵蚀的压力之下[113]
由此所产生的在主体的身份确定模式和自我关系中的变化，是在第十一章讨论的问题。这里可以确定的是，严格的小时计划、日常安排、年度计划和一生的规划，都结构性地属于过去：由于功能高度分化的系统中的时间边界的去除，现在在那些系统过程的持续依赖于个体行为者的投入的地方、在那些作为角色的承担者的主体在不断前进的运行中不再能相互替代了的地方，都不再会保留这些计划了。因此，正如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所作出的结论，作为时间安排工具的精密的时间管理和精确的计划，都证明已经不再胜任而且是不合时宜的了：它们曾经(并且现在也)只有在那些功能分化还没有导致时间(和空间的)去差别化的地方是适宜的，并且现在在理性状态下，被对出自不同的功能领域的各项要求之间的(与数字计算机的程序相似的)微小时间段进行灵活管理的时间管理所替代，这种时间管理是为不停息的运行所构建的。我们再一次回到前面所列举的例子里：那位热心市民事务的大学教师和家庭中的父亲以不规则的顺序和间隔，不断地变换着家庭、大学和市民自发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不再能够独立于所面对的任务在家庭、大学和市民自发组织之间分配确定的时间(也不能借此摆脱其他领域的要求的负担)，而是变为在此时此刻自己安排顺序，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与诸如纳瑟黑或者萨德博斯\*一样，都一致性地将这种现象称为时间的时间化。“可以确定的是，巨大的变化潜力带来很多问题。与过去的差异如同与未来的差异一样都已经变得越来越琐碎了。由于时间是不断变化着的’，因此必须每次重新确定一段时期里的方向并且说明理由。任何恒定性、连续性和持久的状态都必须费力地生成出来。当我们仍然在确定中期待，那么期望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此时此刻的时间才是可支配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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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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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有关具有辩证的形成和侵蚀特点的现代的制度模式在加速力量发展过程中的模式请参考本书的第九章，尤其是表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