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和战争中的速度的特权完全不是现代所独有的，与此同时，在增长和加速的动态辩证关系以现代战争的工业化、经济的资本化和管理的科层化的形式发展的民族国家的背景下，速度特权也拥有了在文化上和结构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的新的特征。[13]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前面已经提及的从绍伊尔曼到吉登斯、从堤利到维希留的研究。但是，在这里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涉及，鉴于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民族国家的机制和军队的机制在21世纪伊始的全球化关系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们是否应该被看做是加速的根本的驱动力量，或者至少是作为结构方面重要的共同推动力量，因而使民族国家的机制和军队的机制在作用逻辑层面最终也登上与前面所确定的社会加速的三个外在的引擎所处的层面中，这一点正如在威廉姆·绍伊尔曼对我的构想的批判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4]或者它们在这里所开发的“助产术的假设”的意义里，是否可以被当做新时代的、涉及增长和加速的三重联系的、在它们自己与“经典的现代”机制的全体之间的动态化的助产医师，而“经典的现代”的机制的全体在晚期现代通过由它自身所发挥的加速力量而面临着被侵蚀的危险？正如我已经阐明的，我支持后一种观点。我将在下面的内容中首先讨论这个观点在军事方面的合理性，之后是在民族国家方面的。
在现代所形成的军事方面的特征，由于它对组织权力的不断增加的需求，也就是说首先要求快速地获得信息、政治一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资及人员的补给，而在社会变化的加速中扮演着不仅是不能被忽略的角色15〕而目在社会加速的过程和另外两个层面的加速中，即技术加速和生活节奏的提高过程中，直接占有关键的地位。也就是说，一方面，陆地、空中和海洋支援的武器系统方面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如同运输技术方面和通讯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一样，都无可争议的是快速的技术进步先锋。因而，例如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Ludendorff)\*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就可以理解为移动性强的法国的货车战胜了德国缓慢的火车；而23年之后却相反[16],迅捷的德国坦克构成了对法国的“闪电战”和“闪电胜利”的前提条件。同样喷气式飞机和火箭推进器的发明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技术方面的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即便是作为晚期现代根本的加速器的因特网，它的产生也要归结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
第九章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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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berling,1996年,第62页;参照 Virilio,1980年;Sloterdijk,1989年，第21 页及其后页。有关战争本身对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的部分的加速作用、部分的延迟作用的详细内容请参考Münkler,2006年，第二章。
[13]有关军事、实行严格的行政监控的国家、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联系请参考Giddens.1995年b.第75页及其后页。有关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不可简化原则(反过来亦然)请参见同上书，第83页及其后页：以及详细内容请参考Giddens,1995年 a,第182页及其后页。
[14]Scheuerman,2003年。
[15]参照Münkler,2006年,第5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