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我将尝试着证明这条假设，即从时间结构的原因来看，事实上现代性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说，正处在从后历史阶段向后政治阶段的过渡当中。在这里，与此同时还可以从总体上确定，定义了“经典的现代”的社会机制的全体在加速力量和制度方面的框架条件之间的辩证发展中，表现出了大范围的和影响深远的功能倒置的特征。经典的现代的加速器变成了晚期现代的加速障碍或者制动器，通过加速自己所触发的开始运转的动态化的理论，现在正处于变化的压力和被腐蚀的压力之下(参照表9-1)。社会加速的能动性在前面的章节中所阐述的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推动要素的相互作用独立于那些机制，而现在又变成了对抗它们。这些适用于军队的机制和国家的官僚科层制度，正如将要进一步进行阐释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同样适用于民主的形态和政治的管制。由此，从严格划分工作和休闲40]的工业化的劳动时间管理的机制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观察到这种所谓的辩证关系；而且甚至是在特殊的空间时间的功能分化的制度化41]以及在稳固的个人的身份确定的观念上和以正常履历为导向而产生的现代的人生生涯管理的[42]观念上，也都能够观察到这一点。因而，无论从语义上还是从机制上，到目前为止稳固的现代的社会结构已经明确地开始变化了。从实证上和从理论上将这种变化重构为社会加速的晚期现代阶段的后果，并且对由此所产生的伦理上和政治上的后果进行恰当的确认，将是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的任务。
244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27
[38]参照诸如Beck,1997年，第13页及其后页：Castells，1997年，第五章。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3年)对我早期所提出的民族国家的加速功能的丧失的理论提出了批判，但也赞同民族国家仍然能给予重要的加速冲量；而且他也指出了民族国家的矛盾的结构，对此我的理解是，国家已经成为晚期现代的加速的障碍了。
[39]参照Beck,1997年,第203页及其后页。
[40]参照本书第八章“1”。
〔41]参照本书第十二章“3”和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