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危机中的科层官僚制度，体现为正在出现的功能的转变，因此这不只是意味着单纯的管理危机:在与经典的现代完全相反的晚期现代中，不再能够通过对社会方面、文化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过程和关系进行国家的管制而实现加速，而是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去规制化产生加速。如同我将在第十二章中所阐述的，政治控制的加速作用已经被耗尽了，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政治控制的加速所驱动的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以及社会的社团模式中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和灵活，从而使政治系统不再能够跟得上它们的步伐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民主的管理要求：正如将要指出的，民主的意愿形成过程和决策过程本身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由于公共领域和社团结构在晚期现代的变化，甚至发展出更大的时间需求。由于这种时间上的不同步化，政治控制和社会加速的关系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几乎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消除国家管制和放弃控制的过程中，保证了进一步的社会加速，因而控制要求和管制要求的保留，首先被证明会成为经济方面的制动器。因而，在政治的倡导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例如巴伐利亚州(BundeslandBayern)在2003年冬天就发表声明：要求“去官僚科层化：自由州应该去掉三分之一它所制定的规定：州政府应该通过大规模的网络调查确定哪些规定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这是来自《南德意志日报》(SüddeutscheZeitung)2003年2月1日/2日的报道。在此期间也可以在其他联邦州看到类似的倡议。[37]
因此，在今天，国家也是加速的决定性的代理人，当然国家—政治的加速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步的政治”意义上的通过管制化和民族国家的标准化而实现的社会发展的动态化，正走向通过去规制化和渐进地放弃特别的民族国家的标准(直至自己的货币)的动态化。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加速器式的竞赛在当今仍然继续进行，但是它主要发生在对经济上的有竞争力的位置这个领域的竞争中，在这个领域当中，由于竞争可能会通过诸如引起税收资源的枯竭而侵蚀自身的基础，最终反而非常矛盾地缩小了竞争优势。[38〕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一体化和中央集权化加快了速度，因而从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国家中间的差异就显然成为大宗交易的障碍也成为加速的障碍了：加速力量似乎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因而，今天在国家作为加速的代理人出现的地方，它对加速的代理主要通过有计划地推动对(到目前为止)作为对它的定义的制度化的安排和它的流传下来的形象要求的侵蚀。因此，今天“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成功地成了去规制化、去科层化和逐渐消除国家的政治的核心，就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了，简言之，政治失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39]
第九章 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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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Chesneaux(2000年，第419页)那里可以找到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Tsche-cholowaksich)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Havel)在1990年所说的一段话的引用：“当我在布拉格城堡开始我的总统工作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根本没有钟表，而这对我来说是个有力的象征;在很长的时间里、在年复一年中，都不需要去看时间，因为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历史停止了并且不仅在布拉格城堡中，而且也在整个国家当中。今天，历史突然向前奔跑………并且看上去是要追赶上丢失的时间。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必须重新回到时间的进程中去。”Priller(1992年,第610页及其后页)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的东德(DDR)的时间模式中几乎没有任何动态性变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剧变的来临，这可以看做是缺乏革新和现代化的象征。进一步可以参考Borneman,1993年，第105页：Keane，1991年，第189页：以及Urry,2006年，第20页。这样的时间体验也可以在沃夫冈·贝克(WolfgangBecker)所执导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反映东德剧变的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Lenin)中找到有力的表述，在影片中年轻的主人公确信，生活在剧变后已经变得越来越快了，并且感觉到每个人都处在粒子加速当中。关于东德和西德的不同的生活节奏和有关将加速体验作为对剧变的体验的研究也可以参考Hofmann,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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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南德意志日报》(SüddeutscheZeitung),第26期,2003年2月1/2日,第4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