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提到的其他作者一样，卡斯特斯并没有宣称，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为全球化世界的所有的社会群体构建了基本的空间一时间一制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网络流控制的空间之外的(固定的)地点(地方的空间)和(线性的)钟表时间仍然一如既往地占据统治地位，但是网络流占主导的空间决定着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基本的发展逻辑。[35]正如鲍曼所阐明的，也是在第九章所提出的现代的加速和现代机构的管理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指出的：当在“经典的现代”流浪生活(例如无家可归的人、吉普赛人、“游牧民族”等)的不受空间时间约束与在有“固定的地址”(和与时间方面的时间纪律)意义上的定居生活相反，前者被作为落后状态的象征，并且导致社会的隔离：它在今天与地点固定和匮乏的时间主权(在地点的空间中的自觉意识和与持久性的关联)相反，往往体现了社会底层的阶级的落后、似乎是“躲避的”，并且标志着被社会排除在外的危险。在全球化的讨论中一再提到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不断增加的优越性，这个论点的基础在于：资本似乎能够“永久地”在整个地球移动，而与此同时劳动者的移动性与他们的灵活性能力和加速能力却是极其有限的。[36]即便流浪生活胜利归来的观念也超越了空间和视觉的固定而自然地将全球化的诊断和后现代化的诊断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后现代化的诊断相比空间上的社会重组，更强烈地以时间上的社会重组为导向。时间秩序的消解和各种类型的同时性占主导地位，与它们所隐含的流动性、去地平线化和“光怪陆离的碎片化”的意义，都站在后现代讨论的中心。[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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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3]参考Harvey,1999年的目录和章标题。
[34] 参考Bauman,2000年,第116页和第118页及其后页。
[35] Castells,1996年,第476页及其后页。
[36]“我们目睹着流浪生活对领地主义和定居原则的报复。在现代性的流动的舞台上，定居的大多数人正被流浪的或治外法权的精英所统治”，鲍曼这样写道(Baumann,2000年，第13页)，并且他在时间的视角中指出：“长期地被纠缠在一些事情上，超出了人们所用尽的时间和停止的’期限，并且也超出了他们用来更新和提高’的时刻，补充兵员和提升’一直都有……这些都是被免职的征兆……耐久性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并且从资产变成了债务”(同上书,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