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尔·卡斯特斯也看到了这一点，他通过确定空间—时间—制度的变化而定义了新的信息时代，并且在对从“地点的空间”到“流动的空间”的过渡的有力的实证分析中，尝试理解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原则的改变。流动的空间尤其是以它的网络状的而不是层级稳定的、只是在临时的压缩和可逆转的内容中操作的、没有中心的组织来体现的[29]
与之相关的，卡斯特斯努力发现，空间的这种发生了改变的地貌是如何产生了社会时间的新的结构的，他将后者称为“永恒的时间”。“流动的空间……通过打乱事件的顺序和使得它们同时化而融化了时间，因此将社会装入永恒的朝生暮死之中。”[30]永恒的时间这个概念使得这样的观点变得合理，即时间是通过行为和时间的期限、顺序和节奏而形成的，并且因此，一种以消除期限、去除社会事件的节奏和取消确定的和固定的顺序(例如人生生涯、一年中可以获取的食品、日程安排或一周安排中的活动形式等)为特征的社会状态，也可以形容为永恒不变的，特别是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瞬间的同步的节奏模式和似乎是它的反向地平线上的永恒的节奏模式占主导地位。[31]
与大卫·哈维和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一致，卡斯特斯也指出.这些模式的主导地位首先与文化上的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有关历史的观念是以“集体的单数”(科泽勒克语)的形式与发展、进步和秩序的与受顺序束缚的时间性捆绑在一起的：而且其次，文化上的“后现代”的基本原则同时就是历史的活动布景在放弃了有序的秩序和历史的发展后的折中主义的和武断的组合[32〕永恒的时间的概念与哈维完全没有体系地一面指出空间被时间消灭，但是另一面又指出空间和时间的毁灭这个事实一样33〕，非常有趣地呈现了这样的怀疑，即我们的时间观念经受得住时间从空间中的完全的分离，并且同样也受到了时间“被磨成粉末”所带来的伤害：时间的方向如果没有了空间的基础看来是非常难以支撑的。因此鲍曼也怀疑，空间的新的无关紧要性装扮成“时间的湮灭”的形式，并且他在不久之后发现了没有边界而却又是瞬间的时间的矛盾的结构，于是他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可能，时间杀掉空间相当于时间的自杀？难道空间并不是在时间慌忙地冲向自我毁灭中的第一个受害者?”[34]
第十章 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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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Baumann,2000年,第2页,楷体强调部分出自本书作者。也请参考Urry,2006年。阿尔君·阿帕杜莱(Appadurai,1990年，和1996年，第33页及其后页)在他对现代化的判定中定义了新的时间—空间—制度下的地理的概念，在这里地理不再是按照“静态的”地图的模式确定的了，在那种模式中地理是固定的领域的“集合状态”，或者说是由(相对)能够经受得住时间流逝的领土、人种、宗教、政治统治形式、经济形式和技术的发展状态所构成的，但是在相互分离的、相互推移的表现为“文化流”的“种族的、技术的、金融的、媒介的和观念的形状”的意义上，地理只是闪烁的屏幕的动态的可视化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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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Castells,1996年,第376页及其后页,和第469页及其后页。
[30]同上书,第467页。
[31] 同上书，第464页及其后页。
[32] Castells,1996年,第462页及其后页和第4页；参考Harvey,1990年,第240页和第304页及其后页;以及Jameson,1998年,第58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