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个体化可以被描述为发生在现代的实质性的行为选择和生活多样性的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加的塑造自己的生活的责任逐步地向个体转移。因而，其前提就是在对传统的默认值的液态化和角色模式的液态化的塑造方面的社会变革。任何人不再被外在确定，而是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由自己所参与的塑造所决定。个体化因而首先意味着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也需要自己找到或者选择任务，确定身份的角色、关系、职业、婚姻伴侣、宗教团体、政治信仰等，并且承担后果。因而，这样的自我相比于以前，是更趋向于成为“自身的规划”了。[13]
现在决定性的重要之处在于，这个意义下的个体化与生命的时间化有着必不可少的关联。身份定位的发展或者说“实现”变成了一个时间方面的规划，它是在人生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它是身份的“开始变动”在经典现代的形式。当对于出自自己人生的一切、生活方式和重要的身份确定规划的结果负责的责任落到个体自身身上时，个体就被迫为他的未来而操心，并且探测各种未来的可能性。因此，伊里亚斯在文明的过程中也观察到了(作为普遍的自我强迫的补充的)不断增强的“被迫使变得有远见”[14]与之相反，以过去为导向却失去了重要性[15]
但是，身份定位结构中的时间地平线的这种形式的变更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未来的可计划性。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中，在越来越以社会福利国家的形式“进行组织的现代”[16],生活形式和集体形式的划时代的液态化被引导进入相对固定的、机制化的轨道上并动态地稳定发展的时候，身份确定才能成为将人生的运动调整到沿着不同的发展轨道运行的负有社会责任的规划。尤其是马丁·科利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从中他指出了机制化的“生命历程管理”对于经典现代的重要性。他发现，“现代化过程是从生命事件的相对的偶然性到可以预测的生命历程的过渡”[17],并且从中指出，按照时间顺序分解的生命历程在这里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它为社会福利国家在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制度化秩序打下基础,并且将这些制度化体系转身变为负有社会责任的预先规定;另一方面,它在“标准的生涯”的构想中促成了由身份所引导的一生的导向模式,而“标准的生涯”的构想预先规定了三段式的职业方面(培训、工作、退休)和家庭结构(在原生家庭的童年时代、与孩子在一起的自己的家庭、孩子搬出去之后的老年阶段)的“过程计划”：“现代的发展是一个生命的时间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一种人生模式，在那里年龄只是一种分类的标准，变化到另一种人生形式,生命时间的过程中的集中的结构原则属于这种人生形式。换言之,在主要是静态地或者情境化地——也就是说超越固定的从属关系——安排人生形式的地方，就会出现占优势的一生的安排,也就是超越生命时间的过程计划”，科利总结了个体可塑的生活的经典现代的构想。[18]在这个意义下,时间化了的身份与一种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这种生活方式在例如教育模式、职业生涯模式、家庭计划和养老计划中从内容可预测、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可靠性中走了出来，并且因此代替了科利所说的既可以描述为静态的(在身份和社会秩序的实质性的定义中),又可以描述为情境化的(在将生活变成对不可测的、外在决定的世界运行中的巧合或者变迁的反应性的适应当中)前现代社会的人生形式。
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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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歌尼》是著名希腊悲剧之一。这出戏剧讲述了神的旨意与人的法律之间的矛盾。狂热的克里安想建立自已的王国，他宣布不许为叛国者波吕尼刻斯举行葬礼，而俄狄浦斯之女安提歌尼却希望按古老传统为自己的兄弟举行葬礼，因而与叔叔克里安发生了冲突，最终以安提歌尼之死而结束。——译者注
[12] Taylor,1994年,第209页及其后页;Rosa,1998年,第181页及其后页和第351页及其后页。
[13]参照Wenzel,1995年,第127页，提到吉登斯的观点的部分。
[14]Elias,1976年，第二卷,第336页及其后页。
[15]罗伯特·劳尔(Lauer,1981年,第117页)恰好在那里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分开来。后者从过去获得它的价值标准和合法性标准，但是，这在日常的生活方式的实践中表现为以现在为导向的，只要当生活方式主要局限于对不可预测的事件作出反应式的适应和操心于日常生活(存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