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的持续发展和同步化的过程中以及“系统的时间窗口”通过可支配时间、操作时间和可动用时间从趋势上来说无限制的扩展而带来的去边界化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集体的节律被侵蚀了，随之而来的是用于个体的特定领域的时间的弹性化，它现在在日常生活的时间策略和时间实践活动中表现为“范式转变”[36]:如果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例如上班、购物、会朋友、处理信件、照顾家庭，等等，不再有预先确定的时间窗口可支配其原因是可以在任何时间做这些事情，而且其他的未预料到的时间往往也要求计划之外的或更努力地投入，那么合理的就是弹性地安排日常生活，在这个中间尤其是新的移动技术能够协调和同步化行为链条。因而，“经典的现代”的日常生活是通过预先确定的时间计划和以在这中间发展出来的时间例行程序为标志的，例如可以这样安排：7点起床，8点开始工作，12点午休，17点下班并购物，18点从体操房接回孩子，19点吃晚饭，20点与朋友约会。而晚期现代时间化的日常生活时间却与之相反，事件的发生、期限、顺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灵活的。晚期现代的一天也是从起床开始，并随着上床睡觉结束，但是工作时间是弹性的，并且只是与截止期限协调，而且与此同时很多活动都是全天候可行的，在这里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动机决定是做这个还是做那个[37]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工作上的约会都能够通过移动的协调技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灵活地安排：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一方面取决于我的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何，而另一方面是由××参加的会议要开多长时间决定的。只要会议一结束，她就会给我打电话。如果那个时候，我还在家的话，我们就在我的家里碰面：如果我已经进城了的话，我们就在Y咖啡厅见面。我是在那之前购物还是在那之后，我可以到时候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时间顺序因而是在时间中由自己个性化灵活地创造的。
这种复杂性的时间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选项和偶然性又一次增加了，出乎意料、不可权衡性和突然的情况变化也急剧增多了，这些都使得传统的时间管理越来越无法以对时间计划进行纪律化的控制的风格开展了。这也是为什么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认为在他们的有关在晚期现代所形成的时间实践的实证研究中通过个案访问和小组访问能够证实，线性时间管理和按序排列的时间计划的经典现代的形式在此期间不再能保留下来了，并且解释了“时间经理人”也逐渐被新的生活方式中的人物形象——那些“巧妙地处理时间的游戏者”——所排挤的原因。[38]这个“游戏者”能够克服现代的线性的、算错的和计划错的时间地平线，并且用一个(某种程度上让人感觉是前现代的，但是现在是反身的)情境开放的和“事件导向的时间实践”来代替它[39]
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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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考本书第一章“1”和第八章“3”。
[36] 关于这种范式转变的原因请参见本书第八章“3”;有关它的实证上的可信性请参考诸如Seiwert,2000年,第15页及其后页;Levine,1999年,第249页及其后页；Geißler,1999年，第111页及其后页;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
[37] Geißler,1999年,第142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