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也在时间的时间化的概念下重新把握所形成的时间实践40],因为“游戏者”并不是在整体计划的或者一个抽象一线性的时间概念的框架下对事件的速度和期限以及相关联的行为作出决定的，而是弹性地及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地、似乎是从每个当下的时间的原时和时间地平线中产生的。“这样的游戏者’不想再事先规定好，也不想再被预先给定好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为什么和为何目的发生什么。他不再想要确定哪些时间化的形式在什么时候是恰当的，而想知道，他通常会有时间用于单个的安排。”[41]三位作者指出，游戏者能够做到“常常将所给定的放在不同的观察角度下，并且因此能够胜任晚期现代的变迁’。通过对开始、中断、延伸、结束’的游戏，游戏者开发出了以自身为导向的时间实践的独特特性，通过这些特性他探寻在游戏的玩耍’中尽可能保持灵活性”[42]。用这种方式，“游戏者”通过时间的去线性化和时间的时间化学到，正如理查德·桑内特将之作为晚期现代的令人感到威胁的特性的，即所谓的“诸如时间上的不安全感、非同时性、不确定性、在不同的时间文化中的相互冲撞、断层出现等这样的干扰”完全不是“异常现象，而是包含在通行的、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之中的正常状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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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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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但是，这些作者有些令人困惑地将借助最新的技术努力保持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并重新赢回计划的可靠性的经典现代的时间经理人的类型描述为“被技术所迷惑的弄潮儿”(1997年和1999年)。
[39]与一位所访谈的“新式的、转变了的”游戏者的谈话内容：“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把我的日程尽可能地以随心所欲的方式安排；当然，我也会约定约会，但是也完全有可能，我会推翻所有的约定。坚守在传统的时间上只是令人行动不便。以前一切都完全不一样，在那时我的周计时器以及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半小时为节拍分割的，那个时候我把时间分成了一段一段进行安排，这些都是历史了。现在我更按照我的冲动对待事物。这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第142页)
[40] 同上书,第145页及其后页。
[41] 同上书,第178页。但是在这里不要忘记，基本是游戏者，尤其是在职业领域也是与并非由他决定的期限和日程捆绑在一起的，因而在那里他与事件时间的游戏似乎是“被殖民化”了。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本书第八章“1”。
[42] 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第16页;楷体强调部分出自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