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震荡是个体的，它来自个体的内部……抑郁症是在一个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并且是自由的社会里的哀愁忧郁，它是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最典范性的疾病。从这个角度来看，抑郁症是人们的主权的不可避免的反面，这个反面不是被错误地对待了，而是根本无法对它采取行动。在抑郁症那里，没有合法的概念，而只能考虑无行为能力这个概念。[94]
但是，无行为能力在这里并不是指(在柯达勒所表达的含义中的)在建立关系和联系上的无能所带来的最终的后果，无行为能力的原因在于，自我中的组成部分不再表现为是直接给定的，而是被发现的，并且在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在自我和世界(又一次是在教育小说和发展小说的含义中的)相互改造和继续构造的过程中，能够或者是必须自主地发展。相反，正如格哈德·舒尔茨所观察到的，在晚期现代，取决于机会的选择的行为类型已不再有什么是预先给定的这样的危险，这样的危险却冠以人们的意愿或人们的选择的名义威胁着产生影响的类型[95]
晚期现代的身份确定的特征也表现为典型性的病态，也就是失去了自我的或者生活在时间中有方向的运动的感觉，并且因而也失去了发展的愿景。“如同本雅明所写到的，当这种病症完全包含对这个社会的状态的了解’，那么这种抑郁症可能是今天的敏感的、测量当今的和未来的偏斜的地震仪。它的麻木给出的是荒芜的静止状态的信息，这种静止的状态正在多姿多彩的激励下、在被新的不透明所锁定的用户界面下打着哈欠。”[96]
第十一章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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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Ehrenberg,2000年,第124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类似的诊断Axel Honneth也在他对(晚期)现代的个体化的矛盾的讨论中作出(2003年，第15页及其后页)。
[95] Schulze,1997年b。在这里Werner Helsper(1997年，第177页及其后页)也发现了令人沮丧的无行为能力可能带来晚期现代的自我的疑问：“从世界的多元化中是如何产生了社会组织的疏离’的趋势，并且主体寻求在他的自我中的依靠，而这个依靠鉴于在社会强加的多样化的选择可能性的框架中的自我询问而一直是困难的…现代的自我的自我关系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产生于，这种自我关系由于开放的选择地平线而需要保持一直是有行为能力的。由于所被要求的自我关系未被实现，因而自我成了被社会进一步强迫的傀儡。这种自我关系由于不能结清的决策可能性的增多，而走向生活实践中的无决策能力和无行为能力，因而自我也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被外在所确定的了。而反身的自我在付出使用的、感性的体验的成本后，得以扩展，并且带来空虚的感觉和感官上的荒芜这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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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Baier,2000年,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