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期现代出现的政治方面的时间的矛盾，产生于它的决定性的时间地平线和时间资源与时间需求之间的关系的双重的分道扬镳(参照图 12-1)。
施加于政治体系之上、迫使快速地产生决定的加速压力，首先是其他社会系统，特别是经济的流通和科学技术的革新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的加速所带来的结果。其他社会系统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使得用于政治上的控制决策或管理的时间资源不断地减少，而且这是出于三重原因。
首先，只要政治希望能够把握控制政治的和技术的发展这样的要求的话,它就必须要么适应相应的社会领域的加快了的革新速度，并且成为似乎是“发动机式的立法者”——如同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所预想的那样：[41]或者是以发展自治的方式进行决策，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撤销有利于中立的政治统治的功能分化的原则。因此，其他的功能系统被迫适应政治系统(较慢的)变化速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被迫的再同步化”。后者是诸如瑞海斯或艾伯林等对加速持怀疑态度的作者，当他们要求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加速的时间政策的时候所看到的解决方案，因而瑞海斯简明却非常确凿地假设：“时间政策必须通过分等级的干涉，停止逐渐产生的过程中的人造的加速，或者说引导减速的实现”;而艾伯林也非常简要地指出：“核心的假设是，当加速成为问题的时候，解决方案在延迟当中…在这里民主就是延迟的钥匙”，因为它能够有意识地缓慢地行使权力。[42]这些设想是建立在经济的或社会的成本的基础上的，这些成本是由政治所迫使的再同步化造成的，但同时也特别是建立在时间中的政治的角色的现代的规划遭遇到了危机的基础之上的—有关这个问题我马上就要进行详细的讨论，但是这些设想是非常不现实的，特别是在这里谁能够作为这一类的减速政策的政治上的支撑者一直都是不清晰的。目前，所观察到的非同步化在任何情况下都越来越频繁地为政治带来作出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决定的危险，以及在执行决策的时间点上已经被社会现实所赶超了的危险，对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干细胞研究或克隆技术中的问题，或者涉及因特网中的信息传输的法律问题。
第十二章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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