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产生了这样的假象，即甚至是传统的司法判决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国操作的背景下,对于解决经济关系中的冲突纠纷来说太缓慢了，因而另一种强有力的裁决(以及调停程序和公断程序的)形式应该替代传统的司法判决方式，并且因此产生了中性的“项目式的法律”的结构或者其至是“新式自发的法律”的构造。[38〕不断增强的加速迫力因而也对全球的和国际法的立法产生影响。正如克劳斯·迪克等人所指出的，在这里传统的法律程序也可能不再能够满足速度的要求，因而使公共会议或者甚至是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一个“立法者”的压力就会增大[39]这样的趋势也生动地体现了，出于时间紧缺的原因，执行机构也承担了(准)法律性的职能，因而诸如根据《联合国宪章》(UN-Charta)的第七条,联合国安理会在1993年5月代替了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Jugos-lawien-Tribunal)，它为秘书长在法律基础方面提供支持，因为“常规的”多边协议被认为是过于迟缓的。而所选择的法律程序的确更快的，并且有着更加立竿见影的效果[40]
但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抵抗加速的，或者说是缺乏加速能力的，因而，我的假设就是，在20世纪末期前后，政治的原时失去了在经典现代作为社会的开路先锋的无可争议的地位(现在似乎是被经济的原时占据了):它的时间地平线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展现了高度矛盾的结构，正如我将要呈现的那样，在政治中的时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当中，并且因此也导致了在时间中的政治所扮演角色的经典现代的方案的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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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7]有关非同步化的现象也请特别参考Backhaus/Bonus,1998年的文章。
[38]参照Scheuerman,2001年b，第115页及其后页，以及Günther,2001年;关于“新式自发的法律”这个概念请参考Teubner,2000年。在这里可能会在全球化的世界出现法律一元论：哪些判决和哪些法律对于哪些冲突和决策是适用的，看来是越来越不清楚了，因而使得权力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而且通过美国在21世纪初的外交政策使得联合国(UNO)的权力被削弱，与之相关的是导致国际法的有效性和使用领域的消解，而这些可能只是最明显的症状。
[39] Dicke,1988年,第217页及其后页。相反,迪克建议扩大合同惯例法的规则或者说是国际惯例法的规定。请参考Dicke,2001年，第13页及其后页。
[40]请参考Dicke,2001年,第15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