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最终正是这个现在的萎缩的原理导致了，伴随着社会行为的快速变化的背景条件，在可进行理性校验的政治规划框架下的时间的范围的缩短。正如我已经展示出来的，在晚期现代对计划的需求的增长幅度与可计划性的范围缩小的幅度是一样的。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少的事物能够一直有效或者至少是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时间范围内有效；可预见的未来不断地退回到接近现在的位置，因而政治必须转入蒙混过关的模式中，对迫在眉睫的期限作出反应，并且在需要宏大的结构规划的地方只是作出暂时性的决策44)，因此同样的难题(例如养老金制度改革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再次成为政治议程。因而，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它作为组织性的行为者的角色，而是接受了主要是反应性的共同参与者的身份。[45]
但是，政治中的时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不仅是通过外在的加速压力所引起的，而且也额外地通过内在的不断增加的加速无能，甚至是通过在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中的明显的变得缓慢的趋势而变得更加棘手，正是因为后者，才使得政治的时间地平线在晚期现代变成可以感受到的矛盾性。对应于加速压力的原因，政治方面的决策过程的并非自愿的减速现在看来也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政治决策的作用的时间范围的扩大;政治决策的后果往往延伸到越来越遥远的未来。马提亚斯·艾伯林详细地描述了技术发展的例子：
传统技术通常为每一个新生代提供了批判性的验证的机会，并且有可能摒弃它们…但是，原子能技术的引入就已经使这一点变得困难多了，因为仅是由于核裂变的瞬间终结而产生的放射性的离解产物就对未来的上百代人来说一直是个危险。而基因技术(本身也是导致传统的饲养过程强有力的加速的技术—本书作者注)也会呈现出无穷无尽，它的错误将能够不断地繁殖下去。这些技术不仅对当下的社会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在我们之后的每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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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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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Scheuerman,2001年a,第57页及其后页。
[44]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Denninger,1988年。
[45]也请参考Kielmansegg,2003年a和b,在那里讨论了联邦德国的各党派的“拒绝未来”，也就是说，它们显然没有能力去设计和实施对未来的规划，这种现象必然也出现在党派自身的逻辑及党派之间的竞争的逻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