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都发挥作用[46]
但是，不可逆转的决定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地计划和信息获取，而且因此也会比可逆转的决定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的时间。事实上，在同样的背景条件下，决定发挥作用的时间范围越大，那么达到所给定的从内涵的角度来看的合理化的标准就需要越长的时间。这就非常形象地体现了当今的速度发展所导致的矛盾:我们的决策的影响范围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正如作出这些决策所需要的时间资源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失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晚期现代的条件下未来维持已有的内容层面的(需要大量时间的)合理化标准而使得每一个政治决策所花费的时间增多了，即便是在那些决策的后果的影响范围没有扩大的地方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边界条件的稳定性越是不确定，就需要越多的用于估算偶然性和可选项的信息，因而在这些情况下就需要越多的时间花费以作出合理的决策[47]因而,例如设计一套稳固的养老保险体系，就变成了一次艰难的冒险，即便是在人口统计变量，特别是有职业的人群和无职业的人群之间的比例是稳定的或者至少是可以估算的情况下;但是当以下情况不明确的时候,也几乎不可能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设计：(1)未来的各代的寿命有多长；(2)他们将工作多长时间；(3)在哪些时间点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开始工作；(4)将会开发出什么样类型的私人养老保险；以及（5）在已有的设计陷入冲突的时候，有哪些跨国的或者国际化的协议。因而，在国内的和跨国的管辖权和决策空间方面的不断增加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在这里也使得这个难题变得更加尖锐。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最终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以及(民主的)审议的真正的政治程序，也就是说决策和决议的过程，由于晚期现代社会的文化上和社会结构上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因此也越来越耗费时间，我认为这一点是最重大的诊断结果。因为一个社会的可以预见的价值观的共识越少并且政治解释中的合理性原则和合法性原则越不符合传统或者惯例,那么达成一致或者说形成能够得到一致赞同的政治意愿就变得愈发困难。而且根据已有的诊断，可以看到晚期现代社会趋向于变得既是更加多元化的，也是更加后惯例化的。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的去一体化的程度同时也是社会的非同步化的结果:正如我已经呈现出来的，晚期现代的不同时性的同时性也遍及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的人口群体中，这些人口群体似乎是“不同步地”根据各自的法律而得以发展的(48],因而就产生了“时间贫民窟的马赛克拼接”[这一点尤其可以在美国看到，但是目前诸如德国(Deutschland)和土耳其(Türkei)在联邦共和国的发展上也朝向类似的方向]。这样的“贫民窟”能够部分上从加速迫力中(并且因而根本上从现代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中)逃走，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它的继续存在(例如生活在美国的阿米什人)。但是，在加速压力推动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地方，加速压力最终可能会迫使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群体打破他们的界限，因为这些界限构成了公开的速度障碍(而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只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49]尽管有时间上的所有的联合尝试，但是，从这当中所产生的后现代的去区别化，也几乎不能带来再整合化，相反却导致了原子分裂式的去一体化，因而从贫民窟马赛克拼接当中可能产生一个没有结构的或者五花八门式的联合和时间上的小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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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46〕 Eberling,1996年,第68 页。
[47]正如我已经阐明了的,在评判一个决定的合理性的时候,当然也必须考虑到这个决定在决策的时间花费增加的同时，其机会成本也在提高。由此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在所给定的背景下，政治上的合理只是出于时间方面的原因而降低实质上的合理性的标准。边界条件中的这种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因而是革新变得稠密所带来的不可回避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