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考虑到个体的自我关系时的时间的时间化表现为人生的去时间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时间的时间化在晚期现代的背景中带来了历史的去时间化的后果。历史不再被看做一个有一定指向的、政治上可加速的(或者是也可以延迟的)、动态的过程了，而是它再次接受了一个几乎是相对于之后发生的和同时发生的历史而言是“静态的”空间的形式。正如吕伯所观察到的，被当做在时间中可以实现的乌托邦的设计，是将自身的历史的状态感受为处于有方向的变化当中的前提[66]，如果这个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因此由哈贝马斯所诊断发现的乌托邦的能量的耗尽，不仅导致了与劳动世界相联系的福利国家发展前景的危机[67]，而且也从根本上导致了具有历史权威的政治的构造的能量的危机：由科泽勒克和吕伯所确定的决策条件不再存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因此感到诧异的是，晚期现代社会与其说被看做是世界的终结，不如说是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终结[68]，而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对此作出加速理论方面的解释。
但是，政治的—历史的时间的时间化也表现在这当中，即在晚期现代的鞍形时间中所产生的运动概念不再意味着运动，而是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形式所撑开的静态的空间: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都失去了它们的动态的力量，并且可能不再会有不可逆转的发展了，而只显示出可逆的相互交替，它们在晚期现代的“永恒的时间”中被同时体验为永恒的和同时的。因而，在这里产生了这样的预测，即随着所谓的作为经典现代的最后的尾迹的新的社会运动详细阐明了现代政治的特殊的运动特性。对于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是不再能够通过前进理论或者历史哲学加以预测的，而现在只能在时间中，也就是在政治的实施本身当中能够被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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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64]这可以解释新型的、“游戏者式的”政治类型的出现,例如加利福尼亚(Kalifornia)的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Schwarzenegger)、意大利(Italien)的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或者荷兰(Niederland)的皮姆·福图纳(Pim Fortuyn)。
[65]“未来的视野遮掩了真相，并且因此同时在现在的决定的压力也增加了，因为只有在当下、只有在一个同时存在的世界的背景下，人们才是有决策和行为能力的。而时间也相应地看上去走得更快了。作出决策的组织，尤其是政治体系，在多大范围内能够承受得住决策的压力和因此不断增加的不信任,是最重要的当下的问题。”(Luhmann,1997年,第1074页)
[66]请参考本章注释26。
[67]Habermas,1985年。
[68]Jameson,1998年,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