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已经呈现出来的，快速的变化在目标确定或方向确定缺席的情况下被感受为迅速的静止状态。这样的体验如果出现在个体的生活中，就有可能导致个人的抑郁;而作为历史感觉的集体形式，这样的体验会汇入后历史的麻痹瘫痪的体验中[72]对历史的这样的体验在“集体的单数”的意义下与政治作为社会规划的民主项目的意义完全一样，它们只在社会变化的一定的“速度窗口”之内是可能的。在鞍形时间中，显然突破了这个速度之窗的下限，而在晚期现代则能够达到它的上限。这正是鲍德里亚的判断，鲍德里亚赞同在这方面所发展出来的思考，并且评论道：“一定的缓慢(也就是说，一定的速度，当然不是过快的速度)……(是)必要的，借此能够产生事件的独特的凝聚和晶化，我们将之称为历史。”[73]
在速度界限的另一边，政治的事件再一次接受了情境化的特性。但是(与变得稠密的个体的体验事件一样)由于这些事件失去了它们作为意义重大的历史的发展链条的要素的地位，并且不再能够转变为本雅明所指出的意义上的真正的历史性的体验，因而这些政治事件如同当代的大量的文化(也包括流行文化)的证据所证明的,也完全失去了它们的(“更深层次的”)重要性。完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历史只是插科打诨的不断重复，当代文化的文献观察到了在甚至是非常喧闹的历史事件中，也出现了它们的主体的和集体的重要性奇特地渐渐消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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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71]Baudrillard,1990年,第12页及其后页。
[72]请参见本书的第一章“2”;有关对后历史的诊断的概览请参见Niethammer,1989年。
[73]Baudrillard,1990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