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不稳定的革新无法在期望的地平线中占有系统性的位置，就连在巨变的阶段之后的新的方向也出现在情境化一静态的时间体验的地平线之前，并处在长期确立的结构的导向中。这样的历史的震荡不能导致时间化，而更可能带来经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的一次性的变化，它们之后又变得稳固并且被调整为准静态性的，因此它们当然必须系统地考虑生活中的不可预测的偶然情况和变化情况。
相反，“经典现代”的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由于它的统一性而呈现出完全没有动态的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并且在不断增强的机制性的保障下面对变化情况是连续性的、可控的，尤其是它转变为一个有方向的并且正因为如此也是在政治上可以规划的过程[27]
被归入“经典现代”个体人生的时间化相对于历史的时间化来说，首先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延迟，也就是说大概在19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真正发挥广泛的影响。这当中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因素是，对人生和身份形成的导向需要在社会福利国家的结构中可以规划的、有制度保障的时间上延伸的人生历程，也就是说就从人生历程的角度而言，它又是社会的历史规划的产物，而这样的社会是可以从政治上进行设计的项目。而第二个因素出现在以下情形的时间上的差异中，即个体的人生的时间化看上去是更紧密地与真正的一代的变化速度捆绑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历史地平线的确是历史的变化速度的加速超越了共同生活在同一时间的三代(或者是四代)这个关键的门槛而产生的结果。这个观点可能可以从下面的情况中得以强化，在迈向代际之内的变化速度和因而走向晚期现代的时间的时间化这第二个门槛上就不再能观察得到相应的相位差。[28]
在这里有趣的是，在科泽勒克所观察到的(社会)历史的时间化发生的同时，也出现了自然科学的感觉模式的时间化:如同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Lepenies)\*所发现的,正是在大概同样的时间,将自然事物作为类别上的并列来看待，被将它看做发展历史中的后来者所代替了。[29]
第十三章加速和停滞:尝试对现代性的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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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但是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完全没有将这个假设与通史的或人种学的要求联系起来;我只是去理解在现代的发展和变化，而并没有去描述“现代以外的”社会的决定性的时间体验和历史体验。因而更确切地说在这里所分析的“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应该被理解为在典型的、模式化的抽象意义下用于比较的目的的，而不是作为严格的历史性的事实描述。有关历史性的描述请参考Kirchmann,1998年,第30页及其后页。
[28]但是科利(Kohli,1985年，第12页)也将新时代的人生的时间化的开端向后推移到“鞍形时间”当中了;但是，人生的时间化首先只发生在高度文明的小生境中，例如可以从KarlPhilippMoritz的《安东·赖斯》(Anton Reiser)中看到的，生命的时间化也意味着自传从“编年史式的”到人生视角的或者说“发展史式的”时间化形式的变化，并且是随着社会福利国家的到来才得以广泛扩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