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下列的状况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即在人生的时间化和历史的时间化沿着预先设定的轨道上向前运动的意义上，人生和历史的时间化是由稳固的机制设置所陪伴和支持的，这些机制设置一方面是以法律、民主的民族国家的机制，当然也包括安全组织为代表，另一方面是以社会福利国家、婚姻和经典现代的劳动制度的安排为中心的，它们构成了“人生历程管理”的机制化的物质性的基础条件。
但是，自我关系的动态化和社会的动态化并不是保持不变的。它们大约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到达了代内变化速度这个关键的门槛，这个在个体的和集体的时间体验中的更新的巨大的突变，和因此在个体的和社会一政治的占主导地位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中的突变，带来了对经典现代的机制设置的侵蚀，并且与此同时仍然不断地对其进行腐蚀，同时经典现代的机制设置也陷于动态化的压力之中(请参考表9-1)[30]现在，时间自身也被时间化了，也就是说，通过时间性所定义的事件和行动的时间点、时间顺序、期限、节奏和速度的特性不再是根据“元时间的”预先制度化的计划，而是由在时间自身当中决定，并且带来了最重要的历史和人生的“去时间化”的后果，因而历史和人生失去了是有方向的、可计划的时间进程的特性。因此，在这当中所形成的到处出现的晚期现代的同时性，严格地来看不再是不同时的同时性—这是以时间化的、有方向的和运动的(尽管是非同步的)历史的观念为前提的，而似乎是静态—情境化的、“永恒的”和无序的历史碎片的同时性[31]
正如芭芭拉·亚当和卡门·莱卡迪(CarmenLeccardi)在对我早期的时间化论点的反驳中所指出的[32]，我所选择的概念的用法容易引起一些混乱，其原因在于这些术语在最新的时间哲学和时间社会学的讨论中非常缺乏一致性。类似的，与未来变得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样的现象，既可以用“现在的萎缩”(吕伯)也可以用“现在的延伸”(诺沃特尼)这样的概念来表述一样，晚期现代的发展最终变成了无处不在的同时性，它意味着在日常生活的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的时间中的事件和过程的时间方面的特性只有在实行的过程中才能确定，对于同步性这样的现象则既可以用“永恒的时间”(卡斯特斯)这个概念来表示，也可以采用“时间化的时间”(卢曼;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这个概念。这两种情况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由于从一开始事件的顺序、速度、节奏和期限就不再能说明什么，因而出现了一方面是时间的去时间化(它缺乏相应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又是确实的时间的时间化，它们的特性的形成只能在时间中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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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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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勒佩尼斯(1941—)，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德国历史上的文化诱惑》《忧郁与社会》和《社会科学与社会变化》等。——译者注
[29]Lepenies,1976年。
[30] 根据鲍曼(Bauman,2000年,第3页及其后页)的理解,传统的机制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现代的消解具有在它的位置上设立自我确定的、稳固的、值得信赖的机制的目的：与此同时“经典”现代的机制在晚期现代的液态化(鲍曼所偏爱的概念是“重的”和“轻的”现代性)不言而喻是以后退的形式设立了机制的稳固性。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也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章“4”。
[31] 在这里也显示出，在建筑学中发展出来的(折中主义的)“后现代”的哲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就是变化了的时间体验的表现。
[32] Adam,2003年,第51页及其后页;Leccardi,2003年，第39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