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现在通过最小限制的道德法典—正如它在晚期现代的社会占优势地位一样，产生了对几乎是无限制的个体的自由的幻想，与此同时，又产生了对越来越复杂的而且失去控制的、独立的互动链条的越来越大的协调需求，和满足从中产生的结构性的命令—例如增长迫力和加速迫力——的要求，因而时间结构也就成了产生和分析社会畸形现象，或者说所形成的病态痛苦的享有特权的地方了。我的观点是，道德伦理上和政治方面不可控的加速趋势，不仅开发了不断增长的规范力量，而且也隐藏着产生“加速病态”的不断增大的潜力。
事实上，在这个点上由霍耐特所提出的“对承认关系的批判”和由我想要开展的“对时间关系的批判”相互联系起来了：当社会排斥作为遭受忽视的体验为主体带来痛苦的时候，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持续进行的动态化就产生了被排斥在外的痛苦，因而毫无疑问,在没被(或者还没有被)排斥在外的人那里就会产生恐惧,因而会对主体的行为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绝对的排除在外的存在(例如通过鉴于所属不同的立场因而拒绝某些法律和价值标准的方式)在前现代的体验，在现代会被往往是当前的、带来恐惧的将被排除在外的可能所替代，并表现为“变得依赖的”形式。各种社会承认的形式(也包括法律维度的可能的例外)几乎都处于不断增加的时间条件之下:爱情关系和朋友关系陷入种种偶然性中，成绩必须不停地更新和改善，如果不想失去它的保障社会的重视的功能的话。这就是经常发现的人所皆知的躁动不安和与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的意识形态相反的现代社会的“必须”的修辞法，与主体有关的根本的原因。
在这样的修辞法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潜滋暗长的、未被人所注意的产生于时间问题7]的价值体系的结构改造。这种重组一方面产生于，无论是主体还是组织往往忙于“灭火”，或者说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也忙于保留未来的选择和连接的可能性，因而在他们的行为的顺序和他们的偏好等级之间的关系被不断地打乱：另一方面，价值体系的重组也是在结构性不确定的条件下，社会对短期性的奖赏的结果，正如我所尝试指出的，认真观察实证证据可以发现，个体的本益比计算是在高度的主观上和客观上的不稳定率和变化率基础上越来越以短期的期望为导向的。因此这又导致，在一个诸如通过娱乐工业生产出大量的的确是“吸引人的”体验可能性的世界里，在最小的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中就能产生即刻的满足，这会导致人们不再会展开只有在长期稳定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结果并且要求可观的时间和精力的前期投入的行为了，尽管这些行为在主体的(实证可测的)体验中能够实现更高的满意度，并且被评判为“很有价值的”，而且也的确是这样感觉的。
第十四章 结语:疾驰的停滞状态?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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