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项研究的主要假设是，现代社会作为“加速社会”可以理解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加速形式的—技术的加速和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生活节奏提高—(以结构和文化为前提的)相互连接，并且因此也存在着增长和加速。这意味着，平均的增长速度(可以定义为生产、关联、通讯和经过的路程的总体数量的增加)超越了平均的加速速率[12]
并且事实上，现在也有足够的实证证据可以证明，通过技术的加速可以从家务工作—例如，通过使用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吸尘器等等—或者从交通中可能“赢得”或释放的时间资源，通过相应的数量的增加又被束缚了。来自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表明，在家务劳动上所花费的时间，随着家用电器的数量的增多令人吃惊地出现了趋势性的上升，而非下降。1975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对2406名受访者进行的有关时间使用的全面调查显示，拥有洗碗机的人比没有洗碗机的人平均每天要多花一分钟的时间用于家务，而洗衣机的拥有者则要平均多花四分钟的时间。即便是微波炉的引入也没有带来用于准备餐食的时间的显著的减少。[13〕从中罗宾逊和戈德柏得出了与本项研究一致的假设：“使用其他技术和使用微波炉所发生的事情是相似的：可能节省下来的时间又被用到提高产出或改善质量上面去了。”[14]
当考虑到汽车对时间资源的影响时，这种样板也得到了证明：私人小轿车的车主用在路上的时间没有变化，至少是没有在缩短时间这个方向上的变化。加速所导致的时间的赢得被用在更频繁或者更远的出行上了，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时间预算中，用于通勤的专门的时间相
第三章什么是社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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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赞同Luhmann(1968)、Bergmann(1983年，第484页)和Linder(1970年)的观点，不同意Moore(1963年)和Balla(1978年)的观点，由此我得出，尽管生命时间的有限性，但时间的短缺并不是人类生活的恒定不变的现象，而是它的表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结构要素(这一点是前三位作者所强调的)和文化力量(这一点我将与Blumenberg和Gronemeyer的观点联系起来在第八章“2”中讨论)的影响的。
[13]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58页。
[14]同上书,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