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借用阿伦特（2017）的一句话，技术有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之一。从民主到极权的转变，并不会（只是）因为一个元首（Führer）或主席上台接管政权并公开摧毁民主而发生，例如通过革命或政变的方式；相反，这个过程不那么明显，速度也比较缓慢，但效果却丝毫不减。通过人工智能和其他电子技术，权力的天平慢慢落人少数有权势的人手中—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企业—当然这也远离了人民，如果他们原本就拥有很大的权力的话。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改变了游戏规则。当人工智能应用于政治领域时，它也会改变政治领域，例如当它有助于为极权主义创造一种动力时。
然而，技术并不是危及民主的唯一因素，其影响当然也不会脱离其运行和所依的人文社会环境。这里所说的危险不能也不应仅仅归咎于人工智能。人类和社会环境以及它们与技术的互动方式至少同样重要。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那些对历史上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事例进行分析的学者那里汲取教训，他们试图搞清楚民主政体如何会恶化到与之相反的东西，他们从规范性观点出发，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再次发生。在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切地提出了这些问题，阿伦特就是其中之一。
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平庸之恶
《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2017)最初出版于1951年，是以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为背景写成的。在该书中，阿伦特不仅描述了极权主义的具体形式，她还探究了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社会条件。她认为，如果极权主义运动凭借着“他们通过一贯的谎言建立和维护虚构世界的无与伦比的能力”以及他们对“现实整体结构的蔑视”(xi)，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对社会的极权主义改造，那是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具备了为此作好准备的条件。她指出，现代人无法生活在他们用愈加强大的权力为自己创造的世界里，也无法理解这样的世界。她特别强调了孤独感(loneliness）—“孤立并且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是如何使人们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暴力形式的影响，进而被希特勒这样的极权主义领袖所利用。更广泛地说，“恐怖只能对彼此相互孤立的人进行绝对统治”。再想想霍布斯的推论：只有当个人的生活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时候，当他们相互孤立、彼此竞争的时候，利维坦才能建立其独裁的暴力统治。问题并不在于专制和极权主义本身，而是更深层次的创伤：团结和集体行动的缺失，最终导致政治领域本身的毁灭。阿伦特写道：“孤立（isolation），是当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领域以及他们为追求共同关心的集体行动被摧毁的时候，人们被迫陷入的僵局。”它意味着一个没有信任的世界，一个“没有人可靠，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世界（628）。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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