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麦奎兰看待人工智能的方式听起来过于确定，并且没有必要假设人类和技术之间存在严格对立的风险（人类也发挥着作用)，但人工智能的特定用途—即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特定组合—存在着一种重大危险，即它有助于形成极权主义得以发展壮大的条件。
关于条件这一点很重要。为了避免人工智能极权主义（并维护民主)，仅仅指出科技公司和政府组织中人们的责任并要求他们应该改进技术设计和数据等等是不够的。还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创造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来支持人们履行这一责任，并且当人们认为进行抵抗是正确的做法时，如何让他们更容易质疑、批评甚至抵抗？可以设置哪些障碍来阻止从民主到极权的转变？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条件让民主蓬勃发展？
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民主（和政治）的理想；在本章中，我已经概述了其中一些理想以及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挖掘使民主发挥作用的条件。在这方面，哲学和科学（以及艺术）可以进行合作。例如，受米森（Miessen）和里特（Ritt）（2019）关于右翼民粹主义空间政治的论文集的启发，我们可以问一问民主的空间和物质条件。什么样的空间有利于民主协商？人工智能可以创造什么样的空间？人工智能如何帮助为民主创建良好的架构，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隐喻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广场（agora）和公共空间，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具体内容、物质和空间上？政治和社会与物质性人造物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例如，我曾在其他地方（Coeckelbergh2009a）提出过“人造物的政治”（politics of artifacts）的含义：我质疑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以人类为中心的政体的定义，该定义假定了人与人造物之间的严格区别，但我强调政治事件的重要性（她在序言中提到了人造卫星的发射)，并重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对于公共领域而言我们需要一个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共同世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一个“事物的共同体”(communityof things)(Arendt 1958，52-55)。在第六章中，我将进一步讨论将非人类纳入政治领域的想法以及这种混合性（hybridity）在政治中的角色。更一般地说，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政治和社会与知识、空间和物质技术之间的确切关系。我们需要根据新技术和技术环境来思考民主的条件和公共领域的建设。
第四章 民主：回音室与机器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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