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权力并不一定是坏事。福柯提出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更复杂的权力观。受尼采（Nietzsche）的启发，福柯（1981，93-94）从权力特别是力量关系的角度对社会进行了概念化。但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他不是自上而下地从集中化的主权及其统治者或精英的权力角度来分析权力，而是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从权力的微观机制和运作入手，这些机制和运作建构了主体，产生了特定类型的身体，并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分析了监狱和医院中这些权力的微观机制。福柯（1980）没有将权力与霍布斯思想中的中央专制君主利维坦的首脑联系起来，而是关注权力的多元性和身体：关注“由于权力的影响而成为边缘主体的无数身体”以及权力的“微小机制”。权力是在社会实体中施行的，“而不是在它之上来施行”；它通过社会实体进行“流动”。此外，福柯感兴趣的是权力如何“深入到个人的纹理之中，触及他们的身体，并将它自身植入他们的行动和态度、他们的话语、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之中”。个人不仅是权力的施力点；相反，他们同时实施权力和承受权力；他们是“权力的载体，而不是权力的应用点”。个人是权力的产物。
这些不同的权力观对人工智能政治意味着什么？人工智能是否被那些操纵社会关系为自己谋利并欺骗我们的人所利用？它又是如何与福柯所描述的权力微观机制相互作用的？人工智能建构了什么样的个人、主体和身体？在本章中，我将提出这些问题，并将政治和社会权力理论应用于人工智能。首先，我将使用萨塔罗夫提出的关于权力与技术的总体概念框架，以区分人工智能可能影响权力的各种方式。然后，我将借鉴三种权力理论来阐述人工智能与权力之间的某些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福柯和巴特勒，以及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的以表演为导向的方法。最后，我将得出一个结论，即我所称的“人工权力（artificialpower）”(本书最初的书名)。
第五章 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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