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萨塔罗夫的观点，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权力观念映射到权力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技术可以（帮助）引诱、胁迫、强迫或操纵人们，也可以用来行使权力。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权力委托给了技术，或者——套用技术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 oftechnology）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技术的媒介作用。例如，在线广告可以引诱用户访问某个网站，减速带可以迫使司机减速，而技术也可以进行操纵。技术可以“助推”：它可以改变选择结构，使人们更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行事，而自己却浑然不觉（另见第二章）。其次，技术可以赋予人们力量，即提高他们的能力和行动潜力；技术可以增强能力。正如乔纳斯（Jonas1984）所言：技术赋予了人类巨大的力量。考虑一下“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一种地质力（geological force，Crutzen2006）。人类获得了一种超能动力，改变了整个地球表面（另见下一章)。第三，说到体制性权力，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如何支持特定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例如，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技术可以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里的权力与个人行为无关；相反，它蕴含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或社会体制中，而技术为该体制作出了贡献。例如，大众媒体建构了公众舆论。社交媒体也是如此，它可能支持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如资本主义）。最后，如果权力不仅是个人拥有或行使的东西，也不仅是应用于个人的东西，而是福柯所主张的是主体、自我和身份的构成，那么技术就可以用来建构这样的主体、自我和身份。通常情况下，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都无意这样做，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例如，社交媒体可能会建构你的身份，即使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第五章 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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