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人工智能如何支配我们并将我们建构为主体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马克思的权力观，或认为权力是集中行使的东西。福柯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指出，权力不（仅仅）是一个主权政治机构挥舞着的权力，它牵涉所有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此外，他还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Foucault1980，88）提出了批评：权力不仅仅是经济权力。虽然权力确实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而维持阶级统治，但权力还服务于其他功能，并“通过更细致的渠道来传递”。正如我在本章导言中所解释的，福柯认为，权力遍布整个社会，并以各种背景和方式深入到个人主体及其身体之中，而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此外，福柯认为，自我和主体是被建构（made）的，同时也建构着他们自己，这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现在，让我们对这些观点进行更深人的探讨。
规训与监控
首先，福柯认为权力是以规训与监控的形式出现的。他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指出，在现代规训权力下，个人被当作物品和工具来使用（Foucault 1977，170）：身体变得温顺、服从和有用。基于这一框架，我们可以说，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交媒体、监控技术等，温顺的身体被创造出来了。社交媒体的注意力经济使我们成为滚动和点击的机器。人们在机场和其他边境控制环境中受到监视。人工智能还有助于创造一种新型的“全景敞视监狱”(Fuchs et al. 2012)。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于18世纪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最初是一种监狱建筑，其形式是在一圈牢房内设置一个中央瞭望塔。从塔楼上，狱警可以看到每个囚犯，但囚犯无法看到塔内，这意味着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着。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全景敞视监狱”适用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的行为仿佛被监视着，但却不知道情况是否如此。这是一种更微妙的控制形式：它是一种自我规训（self-regulation），也是一种“政治技术”(political technology)(Downing 2008，82-83)。福柯(1980)认为，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构成了一种权力行使的新方式：它是“权力秩序中的一项技术发明”(71)。他提到了边沁的监狱设计，但今天人工智能可以被理解为促进了各种不那么明显的全景敞视，例如在社交媒体的背景下。福柯早已写过关于现在所谓的基于数据科学的治理的相关文章。全景敞视主义也与公共行政和数据有关，这导致了福柯所说的“整合监控”(integralsurveillance)：这种方法首先在地方使用，然后在18世纪和19世纪由国家使用，例如由警察和拿破仑政府使用：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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