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制造了我们的欲望（如滚动荧幕的欲望），使我们成为不同的存在，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Véliz2020，52）。即使在人文学科中，这些技术的应用也会带来新的知识和权力形式。例如，通过算法话语分析，知识以非人为的方式生成出来，其绕过了人类的意图和理论：
数据挖掘和文本挖掘使知识的模式和形式可见，而这些知识不必然会在有意识的问题中被穷尽。在这里，人类智慧的一切—对事物进行排序和分类、识别相似性并创建谱系——都被移交给了算法。（Rieger 2019，144）
福柯（1980）认为，个人身份也是权力的产物：“个人的身份和特征是对身体、多样性、运动、欲望和力量等行使权力关系的产物。”今天，这种身份生产发生在更加“横向”的社会结构和社交媒体过程中，我们不仅受到政府和公司等权力机构的监控和规训，还受到同伴们的监控和规训，最终是我们自己的监控和规训。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在自己的身体上下功夫，建构自我和身份。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互动并被人工智能分析和分类时，我们不仅是资本主义治理术和生命权力的受害者，同时也在自我规训、自我量化和自我生产我们的主体性。在福柯看来，被规训的身体在社会中随处可见；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完全是社会的一部分。
这种对身体的强调在一些作品中得以延续，例如巴特勒的女性主义著作，其使福柯对规训和建构主体的方法变得非常具体，但又始终与社会层面联系在一起。福柯（1980，58）认为，不同的社会需要不同类型的身体：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学校、医院、工厂、家庭等场所的惩戒制度涉及权力对身体的大量投入，而在此之后，对身体行使权力的形式更加微妙。今天，我们可以问，通过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的规训，需要并创造了什么样的身体，这些技术又促成了哪些新的、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权力形式。当代“人工智能社会”似乎需要这样的身体：它们可以被数据化、量化，并通过与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的互动，被（或不被）调动起来提供这些数据和数字。这构成了对我们身体的一种更柔和、更不明显但同样无处不在的权力形式。因此，如果把“认知”理解为非实体的、完全非物质的，那么人工智能在规训、权力和主体性方面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就不仅仅是“心理”操作或认知问题而已；它还会对身体产生影响。但考虑到当代认知科学的经验教训（如 Varela, Thompson，and Rosch 1991)，任何值得讨论的认知都是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我们的思维和经验依赖于我们的身体；身体在认知过程中扮演着主动的角色。此外，如果我们采纳后人类主义的观点〔如哈拉维（Haraway），见下一章]，身体就不仅仅是生物体：它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与物质相联系、相融合，具有一种“赛博格”（cyborg）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非物质劳动”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我们用身体和思想所做的事情与我们所使用的物质技术密切相关，并且会产生非常实际的后果，包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幸福的影响。例如，当我们通过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手机及其应用程序来自我规训、被规训、产生自我和主体性时，这会对我们的肌肉、眼睛等产生影响，并可能导致压力、负面情绪、睡眠障碍、抑郁和成瘾。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很可能是“虚拟的”或“非物质的”，因为它是以软件和数据库的形式出现的；但它的使用和影响却是物质的、有形的，涉及身体和心灵。用马克思的“吸血鬼”来比喻：监控资本主义吸食着活生生的劳动(sucks that living labor )。
第五章 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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