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权力来自新的和不同的中心，那么它们是谁？答案之一是：企业，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贝利斯（2020）认为，通过收集我们的数据，大型科技公司和政治参与者将知识转化为权力。权力是不对称的，因为“他们几乎知道我们的一切”。人工智能实现了监控和操纵，但数据收集本身就已经存在问题。贝利斯区分了科技的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是指即使我们抵抗，例如拒绝许可数据也会被获取。相比之下，软权力的作用方式不同，通常是操纵性的：软权力“让我们假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来为他人的利益做一些事。它召集我们的意志来对抗我们自己。在软权力的影响下，我们会做出有损自身最佳利益的行为”。贝利斯以脸书滚动新闻推送为例：我们上钩是因为我们害怕错过，而这是故意为之的：我们的注意力被俘获，违背了我们的最佳利益。我们在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时会这样做，但个人机器人和数字助理等设备也被用来行使这种软权力。
知识、权力，以及主体和自我的形成与建构
其次，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不仅是实现规训和监控的强大工具，它们还能产生新的知识，共同界定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之后的所有作品中，不仅认为知识是权力的工具，而且认为权力生产知识和新的主体。谷歌通过我们的数据获得了权力，但还不止于此：“这种权力让谷歌可以通过使用你的个人数据来决定什么是关于你的知识”(Véliz 2020，51-52)。因此，科技公司不仅对我们采取行动，还把我们建构成人类主体。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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