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们可以说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通过自我跟踪的实践产生了“量化的自我”，这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一种以数字为形式的知识。
这种自我建构的过程可以通过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的著作进一步理论化。与福柯一样，巴特勒将权力视为生产性的，但对她来说，这种权力所采取的形式是自我的表演性（performative，又译“述行性”）构成。她借鉴奥斯汀（Austin 1962）对如何以言行事的描述，认为我们的自我和身份——例如性别身份——不是本质，而是表演性构成的（Butler1988)；性别是一种表演（Butler1999）。这使得这些自我和身份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假设的（Loizidou2007，37）。因此，与福柯的观点一致，她认为不仅存在服从（例如，作为规训），而且还存在着成为主体（例如，主体化)。但通过强调这种实践和运作的表演性维度，她声称自己对权力的论述没有福柯那么消极（Butler1989）。权力是关于构成主体的行为，不仅仅是他人将我们建构成某种东西，我们自己也在建构自己，比如通过说话。这也是一个时间问题：巴特勒(1993）认为表演性不是单次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性实践：“表演性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单一或蓄意的行为’，而是一种反复和引用的实践，话语通过这种实践产生了它所命名的效果。”这与福柯的观点不谋而合，其谈及了自我关怀的实践。受布迪厄（Bourdieu1990）的启发，我们可以补充说：自我建构是一个习惯问题。自我建构是通过各种力量对自身的习惯性和表演性运作来实现的。
第五章 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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