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并不认为这些“技术”是物质性的，也没有把它们与生产技术区分开来。他感兴趣的是“自我解释学”(hermeneutics ofthe self）以及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基督教精神与实践中的自我关怀的美德与实践。然而，从当代技术哲学的角度对福柯进行修正，我们可以将书写（writing）视为一种自我的物质技术，有助于自我关怀、自我建构，乃至美德的实现。当古代哲学家、基督教僧侣和人文主义学者书写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对自己行使着关怀和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工智能等允许自我监控、自我跟踪、自我关怀和自我约束的技术，也被用作“自我技术”：不仅用于他人的支配和规训—尽管这种情况可能仍然存在，但请再次考虑马克思的分析和福柯的早期分析—而且也用于对自己行使某种形式的权力。考虑一下用于控制饮食和体育锻炼的健康应用程序或用于冥想的应用程序：它们被用于自我关怀，但同时这也涉及对自我、灵魂和身体行使权力，这导致了一种特定的自我知识（如自我量化），涉及了物理力量的运作，并构成了一种特定类型的主体和身体。在这里，权力不是限制既有的东西，而是生产性的，因为它带来了某种东西（自我、主体、身体）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赋能而非限制。人工智能可以在这种自我建构的实践中使用。因此，我们不仅要问，人工智能产生了什么样的自我和主体，还要问它涉及了什么样的自我关怀和自我实践。技术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权力，这是一种在自我关怀、自我规训等实践中使用的技术；但这项技术会影响特定类型的自我塑造。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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