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的研究中，理性被隐藏在无知之幕之后，因为这是一种不应有的自然优势。另一条途径是强调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合作。我曾提出，如果动物是合作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它们也可以被纳入分配正义的范畴（Coeckelbergh 2009b)：我的观点是，人类和非人类以各种方式相互依存，它们有时也会合作。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如家养动物），那么这些动物就应被视为正义的一部分。唐纳森（Donaldson）和金里卡（Kymlicka）在《动物社群》(Zoopolis）(2011）一书中也将伦理辩论转移到了政治理论领域，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我们对动物负有关系性义务，我们应将它们纳人共享公民身份的合作项目中。作者承认，动物的政治能动性可能会比较低，但它们仍可被视为公民。
这也是我所说的“关系性”（relational）观点（Coeckelbergh2012)：唐纳森和金里卡强调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动物的内在属性或能力。这些关系赋予我们责任，例如照顾依赖我们的动物的责任。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动物都拥有同样形式的公民权。作者认为，与人类社会一样，一些动物也应该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正式成员（如家养动物），而其他动物则有自己的社区（如野生动物）。然而，加纳（Garner2012）对这种论点提出了批评，因为他认为，主张重新定义原初状态的作者实际上依赖的是契约之外的原则；而社会合作的理论依赖适用于家养动物但不适用于其他动物。有人可能会回答说：（1）不清楚为什么这些契约论者的标准要高于罗尔斯，因为罗尔斯也提到了预先存在的规范性判断（例如，在他的例子中，正义只适用于人)；(2）契约论者的论点在给予动物政治考虑时确实是局限的，但幸运的是还有其他适用范围更广的道德论证，它们可以证明更广泛的保护是合理的，但严格来说并不涉及政治权利和义务。我们可以根据各种论据（如基于感知的论据）对许多动物给予道德上的考虑，但并非所有这些动物都有资格成为政治正义的受益者。例如，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可能对在森林中受苦受难的野生动物负有道德责任（例如，以辛格式的减轻痛苦的责任和同情心为基础)，但这不是政治责任，因为该动物不是我们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