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应这种限制，人们可以呼吁将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扩大至所有动物，尽管很难说这意味着什么。例如，如果我们赋予野生动物以政治地位，那么我们对它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还可以超越动物，讨论除了特定动物之外，河流或生态系统是否也应具有政治地位。例如，2018年，哥伦比亚最高法院赋予亚马逊（Amazon）森林以人格；而在新西兰，旺格努伊河（WhanganuiRiver）及生态系统也具有法律地位。后者可以通过有关内在价值的道德论证来证明其合理性，但也可以通过有关河流（如精神特征）与土著毛利人（Iwi people）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关系性政治论证来支持（当然，这两种论证可以相互关联）。关于地球或整个星球的价值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辩论。例如在2008年，厄瓜多尔着手在宪法中保护Pachamama（大地母亲）的权利；2010年，玻利维亚——受安第斯土著世界观的影响，将地球视为一个生命体——通过了《地球母亲权利法》(Law of the Rights of MotherEarth)，将地球母亲定义为“公共利益的集体主体”，并列举了该实体应享有的若干权利，包括生命和生命多样性（Vidal2011)。我们可以将此定义为尊重地球母亲的内在价值，或尊重土著人民的政治权利，或两者兼而有之。
第六章 非人类怎么办？环境政治与后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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