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些信息还可以并已经被用于执法。例如，美国警方根据对一名妇女的Fitbit设备（一种活动和健康追踪器）数据的分析，指控她谎报强奸（Kleeman 2015)。Fitbit数据还被用于一起美国谋杀案（BBC2018）。来自社交网站和手机的数据可用于预测性警务，这可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影响。然而，即便不受干涉的自由没有受到威胁，问题也仍然存在于社会层面，并影响着不同类型的自由，例如自主意义上的自由（见下一节）。正如沙勒夫（Solove2004）所说：“这是一个牵涉我们正在形成的社会类型、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在更大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对自己生活进行有意义控制的能力的问题。”
话虽如此，但是当涉及技术对消极自由的威胁时，问题可能会变得非常实际。机器人可以用来对人们进行人身限制，例如出于安全或执法目的，也可以是为了“人们自身利益”和安全考虑。试想一下，当一个幼儿或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冒险横穿一条危险的马路，或有从窗户坠落的危险：在这类案例中，可以使用机器来限制这个人，例如阻止他离开房间或离开家。这是一种家长式管理（paternalism)(下一节将详细介绍)，它通过监视手段限制个人的消极自由，然后再以物理形式进行干预。夏基和夏基(Sharkey and Sharkey 2012)甚至认为，使用机器人限制老年人的活动是“走向专制机器人的滑坡”。这种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监控和限制人类的情景似乎比遥远的、科幻小说中的超级人工智能接管权力的情景更加现实——后者也可能导致自由的剥夺。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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