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自由有多种定义方法，但伯林定义的一个核心含义与自主或自治（autonomy or self-governance）有关。这里的问题是，你的选择是否真的是你的选择，而不是别人的选择。伯林（1997）写道：
“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源于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和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外部力量。……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积极主动的存在，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并能够根据我自己的想法和目的来解释自己的选择。
这种自由不是与监禁或阻碍意义上的干涉形成对比，而是与家长制形成对比：由别人来决定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伯林认为，专制统治者区分了高阶的自我（a higher self）和低阶的自我（alower self)，声称知道你的高阶自我真正想要什么，然后以那个高阶自我的名义压迫人民。这种自由并不存在外在限制或身体上的规训，它其实是对你的欲望和选择心理的干涉。
这与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呢？要理解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下“助推”（nudging）的可能性：改变选择环境，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助推的概念利用了人类决策心理，尤其是人类决策中的偏差。塞勒（Thaler）和桑斯坦（Sunstein）(2009）提出了助推的方案以解决以下问题：不能相信人们会做出理性决定，相反其往往利用启发式和偏见来做出决定。他们认为，我们应该通过改变人们的选择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决策，使其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与其强迫人们，不如改变他们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例如，我们不禁止人们购买垃圾食品，但是会在超市的显眼位置摆放水果。因此，这种干预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它针对的是我们与蜥蜴都具备的那部分大脑构造。现在，人工智能可以而且已经被用于这种助推了。例如，亚马逊（Amazon）会向我推荐它认为我应该购买的产品。同样，当声破天（Spotify）推荐特定音乐时，它似乎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这些推荐系统并不限制我对书籍或音乐的选择，而是根据算法建议的方向影响我的购买、阅读和收听行为，因此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也可以使用或鼓励同样的技术，例如引导人们的行为向更环保的方向发展。
第二章 自由：人工智能操纵与机器人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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