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即使作为政治的参与者，我们也有可能受到人工智能的操纵。人工智能在竞选活动和整个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有证据表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人工智能被用来操纵公民（Detrow 2018）:数据科学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根据对选民心理的分析，利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消费模式和人际关系等数据，针对个别选民精准投放广告。而脸书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的机器人伪装成人类账号，可以用来向特定人群传播错误信息和假新闻（Polonski 2017）。这不仅是民主的问题（见第四章)，也是自由的问题。它涉及对自主意义上的自由的威胁和监控问题，同时也影响到政治参与自由。
但是，操纵问题不仅是指狭义的政治操纵，即在通常情况下在政治环境中出于政治目的的操纵。当我们在工作和家庭中无处不在地使用智能设备时，我们正越来越多地在智能环境中工作，在这种环境中，自动智能体建构了我们的选择环境。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t 2015）认为，这与支配我们心率的自主神经系统类似：与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我们的内部环境（我们的身体）类似，自主计算机系统现在可以调节我们的外部环境，“以便做它认为对我们自身福祉必要或可取的事情”。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的生命机能究竟是如何被控制的一样。这对自主意义上的自由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问题，因为“社会环境不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期望而形成，而是完全由数据驱动的操纵目标来驱使”(Couldry and Mejias 2019，182)。但这也促使我们思考我们想要和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参与。从技术逻辑上讲，我们如何才能（重新）获得对发生在我们身上和我们所处环境的更多控制权？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哲学共和主义和启蒙思想所提出的自我统治？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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